曾被王佐良先生称为“英国的偏僻地区”的威尔士，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人朝中国走来。最知名的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史进程的李提摩太，还有在武汉创办医院、学校的传教士杨格非。就如赖泽赫在书中所提及的，海岸线绵长的威尔士一直有出海的传统。《米纸日记》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把威尔士和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连接了起来。从威尔士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威尔士，战争的创伤和记忆既是尖刀又是纽带，将普通人的生活割裂又重新拼接。

    他人的创伤，我们的历史

    二战结束过去了七十年，保家卫国、浴血奋战、英勇壮烈——当我们一遍遍用纪念碑、博物馆、史实记录、艺术创作等形式铭记这些有关战争的关键词，总会发现还有些故事没有讲完，有些故事已被人淡忘。自从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让人们注意到拉贝等西方人拯救中国平民的事迹，之后又有中德合作的电影《拉贝日记》（2009）、陆川的《南京！南京！》（2009）、哈金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2011），被救的南京人跪地向拉贝、魏特琳高呼菩萨。在张艺谋根据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的同名电影（2012）中，四处硝烟的南京城里，好莱坞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的假牧师伟岸悲悯得如同上帝。西方人在中国的战争记忆中，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小说中，一而再地被赋予了目击证人和拯救者的高度。

    而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自己民族曾经的深重灾难时，忽略了同一片土地上这些西方人的遭遇。即便有斯皮尔伯格大制作的《太阳帝国》，被《卫报》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佳战争小说的巴拉德原著却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称道，小说中描绘的被日军关押了1800名欧美侨民的上海龙华集中营也鲜为当代的人们知晓。

    在罗湖的另一侧，1941年的香港，英帝国结束了不可战胜的神话，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第一次无奈地把殖民地交给了敌人。忽然间，主子成了囚犯。自1942年1月初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被关在香港南端赤柱的英国及其他同盟国的平民共有2500名左右，其中还有年幼的孩童。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收藏着这样一帧照片：1945年香港解放后的赤柱拘留营，一个叫温迪·罗西尼的年轻姑娘。她骨瘦如柴，抿着嘴举着一个搪瓷杯和一个搪瓷碗，半杯的炖菜，盖过碗底的一点饭，而那是日军配给五个囚犯的饭量。

    那一段历史，在华人的文学作品中涉及得也很少。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44）中带过一句萨黑夷妮公主的英国老男人被关到拘留营的事。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的第三部《寂寞云园》中，也稍稍提过黄得云等候被日本宪兵押走的英国男人西恩。或许相对遭受苦难的数万万同胞，被关押的欧美人士数量少，再加上他们先前作为殖民压迫者的身份，看似不怎么值得关注。可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也不妨想想历史的多面性，听听在这片土地上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寂寞云园》中提到西恩认出赤柱拘留营的营长从前是告罗士打大酒店的理发师。日本海军军官以理发作掩护，整整七年听英国人聊天，历经两任港督，收集香港的军事经济情报。这一基于史实的细节，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米纸日记》中。正如研究战争创伤的学者卡鲁斯所说，“历史和创伤一样，从来不单纯是我们个体的……我们相互被卷入创伤中的过程，那正是历史。”的确，他人的创伤也是我们的历史。 

    战争的回忆，历史的承继 

    铭记历史需要记忆，而叙述记忆，则是我们铭记历史的形式。提起战争留下的创伤，那些经历过的人们总是欲说还休。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通过第一人称“我”讲述着姨妈淑娟的故事。但讲述并不是复述，重新书写是属于后代的历史记录。“我”在讲述姨妈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回忆时，也是对历史搜集、整理、补充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历史也借此得以在下一代中重建、内化和承继。历史真实和小说虚构在这部作品中并行不悖。小说能够还原单纯的记录和数据不能表现的另一种历史真实：体验和情感。 

    有意思的是，《米纸日记》的创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埃尔莎的原型便是题献中作者的姨婆门纳。门纳跟从丈夫离开威尔士来到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关进了赤柱拘留营。虽然得以生还，但回到威尔士后，她对这段经历却不愿提及。可门纳还是给后代留下了种种痕迹，让作者得以追随回溯她的那段经历。赖泽赫说，姨婆去世后，她得到了不少盖着香港邮戳的信封。信函抽走了，信封是空的。一枚空的信封正是小说最初的意象和灵感。①后代用隔空对话和想象重新参与了历史，填补了空洞。故事成了两代间的纽带，历史也得以承继、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