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宝家搬到曹杨工人新村后，同另外几家成了邻居。所谓工人新村，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居住的，阿宝家搬到这里：

    居委会干部全体到场，其中一个女干部拿出认罪书副本，宣布说，工人阶级生活区，一户反革命搬了进来，对全体居民同志，是重大考验，大家要振作起来，行动起来，行使革命权利，监督认罪人，早夜扫地一次，16号门口扫到18号，认罪人要保持认罪书整洁，每天早七点挂，十八点收。……2室阿姨讲苏北上海话说，妹妹，你家里最要紧的东西，忘记掉了。阿宝娘不响。2室阿姨说，煤球炉子。……3室嫂嫂讲苏北话说，用我家煤炉子，下点面条子，快的。2室阿姨说，还是用我家的，煤球炉，最要紧了，要便宜，买个炉胆子，用洋油火油箱子，自己做一个炉子，也可以。阿宝娘说，谢谢谢谢。3室嫂嫂说，不要忘记了，去办个煤球卡。

    在这一段叙述中，前半部分居委会干部努力要把曹杨工人新村的生活“政治化”，纳入到“文革”的话语体系中，但后半部分邻居的反应却不是阿宝爸爸的罪状，而认为“最要紧”的是煤炉子，彻底消解了前半部分的政治味道。如此，一个资产阶级罪人的政治问题，直接转换成了一个生活问题。《繁花》不回避历史事件，它甚至直接面对这些政治事件，但面对的方式确实“上海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宇澄让文学中的“上海”回到了它的本体，也就是他不再采用一种上海/中国这一二元的立场来叙述历史，而是仅仅在上海的内部进行阐述。在整部书中，虽然写到香港、苏州等地，但它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上海空间”，对于外来政治性的侵入，金宇澄所表现的并不是一种激烈的抵抗或疯狂的状态，而是把它纳入到上海自己的节奏中。城市成为故事的主体，而沪生、阿宝、小毛一类的人物，虽然身处历史空间，被政治影响，却很少正面思考历史和政治，对他们来说，生活才是本相。

    《繁花》文本之外意义在于，它一出现就非常清晰地和已有的小说形成了距离，它的题材、叙述方式让评论界、读者看到了中国文学自我更新和接续传统的可能性。说自我更新，是因为当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到任何小说都不再有震惊感的时候，《繁花》确确实实提供了令人意外的阅读体验，当代小说显现了一种全新的质感；说接续传统，是因为《繁花》并不是一个天外来客，它身后凝聚着近百年的海派文学传统，从《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到张爱玲，有关上海生活的叙述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脉。《繁花》展现了中国小说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达到平衡，它荣获茅盾文学奖，将会鼓励作家们通过“回到传统”来实现先锋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