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虚构——米夏尔·忒特贝尔格和大卫· 萨菲尔之间的一次对谈

    人们总是期待能在大卫·萨菲尔的书中看到充满想象力的情节以及笔走偏锋的创意。这已经是您的第六部作品了——请问,您是从哪里得来的灵感,打算书写华沙犹太人居住区里抵抗组织的故事的? 

    这是我一直都想写的一个故事。最初的契机,已经是在二十多年前了。1992年,我受人所托,在不来梅的大教堂里为华沙市犹太人居住区抵抗组织纪念日做一次讲演。当时,我二十五岁,是不来梅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交给我的题目是要讲讲关于抵抗组织中的年轻人的故事。我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被历史中那些人性的伟大面和渺小面所深深吸引住了。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都在心里琢磨着,我是否--以及怎样将这些材料,以文学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些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特别之处在于,那些牺牲者们,也曾奋力反抗过。要知道,一提起那些事件,我们脑海中的印象就是:犹太人并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抵抗组织,他们只是被直接送往集中营,像牲畜一样地被纳粹宰杀。实际上,在华沙,一共有 1200 名犹太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 13 岁至 29 岁的青年,他们一同组织了一场武装起义。并且,尽管敌人们血腥又残忍,占据了绝对优势,他们仍旧坚持了长达 28 天的时间。这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是在近代历史当中,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犹太人在之前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反抗呢? 

    因为纳粹使用了一些阴险狡猾的招数,他们一直都没有彻底扑灭犹太人的生存希望。这样说吧,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被运走了,但也总是有例外存在。谁拥有符合条件的相关证件,谁就不用被送往东部地区。得到这样的信息后,所有的人都开始东奔西走,只为想办法搞到这样的一份证件。但是,就是这张证件,仅仅过去一个礼拜,就被宣告无效了。 

    在回溯历史时,人们总是会说,这种一目了然的事情,怎么可能还会有人上当。但是,纳粹党那些罪人们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却早已超过了每个人的想象力极限:他们在系统化、工厂化地集体灭绝犹太人,这在过去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在犹太居住区内,有很多工厂,这些工厂生产组装飞机的零部件,或者给国防军穿的冬衣,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在当时,犹太人普遍认为,对于德国人而言,我们是十分廉价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怎么怎么做,如果那样的话也太疯狂了……于是,在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幸存下去”之前,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很长时间。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45万犹太人,有40万已经被运走了。明白吗?直到那时,所有人才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幸存下去”。就是这个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举起了武器,奋起反抗。之前,在犹太居住区里曾经有很多不同的抵抗组织党派,但自从那时起,所有不同的政见全部都废弃了。所有犹太人同仇敌忾,大家只有唯一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让自己毫无抵抗地被送上纳粹们的屠宰台。 

    到了战争后期,纳粹为了追求他们人种纯粹的理念,根据他们所制定的人种筛选规则,把很多之前从来不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人,认定为了犹太人。有个黑帮老大,通过黑市交易和卖淫活动,在犹太居住区里赚了很多钱。他并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是让时局为己所用,十分讽刺。他把自己和帮派人员盘踞的据点,按照集中营的名字命名为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等等--尽管我的编辑小姐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这却是可以考据的事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犹太居住区里的犯罪头子,也成为了抵抗组织的战士。他把自己的据点,划出一部分来,改建成了起义军的基地。 

    那是一个十分极端的时代,人们必须得做出抉择。在那个时代,诞生了许多舍生取义的故事。人们怎样去帮助其他人。怎样为了让他人渡过难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在集体癫狂的大环境下,总有这样那样的时刻,人们能够感受到幸福和慈悲。比如,某天晚上,在一大片熊熊燃烧的建筑之间,抵抗组织的战士们进了一间面包店,在那里烤了面包,又把烤好的面包分给了犹太居住区里的居民们。当然,也有很多人性沉沦的部分。比如那些犹太警察,他们甘愿充当德国人的走狗,只是因为心中抱有希望,希望自己最终能够获救,能够生存下去。结果,在搬迁行动开始之后,德国人却告诉那些犹太警察,他们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抓五个犹太人上火车,否则,自己就会被送上火车。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犹太警察,甚至把自己的亲生父母都送上了火车,只为了自己再苟延残喘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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