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先生有一个好习惯，喜欢思考研究。他认为，做出版，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应该具备社会科学研究、产业发展趋势把握和逻辑思维分析的能力。他对出版趋势的预测令业内人士普遍赞赏。他上世纪80年代做的出版发展课题，业内认为其理论、判断、预测放到今天来看也没有过时。1985年陈昕先生写了第一篇关于出版的文章《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其中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出版产业的概念。1986年他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出版税收政策研究的论文，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88年中国出版业开始向市场转型，他承接了新闻出版署的一个课题，研究中国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出路，那个课题最终形成了六篇报告，后结集以《中国图书出版业经济分析》为题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版产业发展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对中国出版未来改革的路径、需要解决的问题都给出了非常完整的看法，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海外也有反映。从那以后对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陈昕先生都是最早发声并进行研究的。他最先提出建立强有力的发行中盘，组建出版集团、超级连锁书店等新的市场主体，注重动漫产业链的建设，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向数字出版的转型，等等。30多年下来，实践证明他所提的观点和建议都是有见地的，每每被中央出版主管部门采纳。他见证了中国出版变革的每一步。

    陈昕先生做的这些关于产业的文章其实是很花力气的，是建立在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的。最近几年他也不断推出新著，其中《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是他非常满意的一部著作。该书对图书商品的内在属性进行分析，深入探究其价格形成的内在机制，描述中国图书定价制度和价格水平演化的历史进程，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这本书出来以后，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引人关注的是，最近几年，陈昕先生在各种场合讲产业少了，讲文化多了起来。他认为，过度地强调出版业的产业属性，容易忽略出版的本质，而离开出版的本质来谈出版的产业发展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和问题，尤其对上海这样一个重要的全国出版基地，如果在这个方面把握不好的话，会影响整个文化建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又是全国出版业第一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所以在产业化发展、市场化发展方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都走在了最前面。但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陈昕先生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时，还鲜明地提出了世纪出版的愿景和使命。愿景是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使命是“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他时刻警惕在出版产业化的过程中偏离文化轨道的倾向，他意识到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影响到出版的本质，使“多出好书”这一出版永恒的主题受到冲击，所以认真地提出了“文化脊梁”这么一个概念。

    “关于多出好书，这些年我讲得特别多，这点和最近几年业内很大程度上出现的一种倾向有关，那就是离开出版的本质，盲目地就产业规模论产业规模，那种离开出版主业，盲目在房地产、证券等行业扩张的做法我是不赞同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转企改制后中国出版业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在文章中我专门梳理了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十大问题，并且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陈昕先生作为全国出版界的唯一代表去中南海参加由中央领导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型讨论，在会上他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强调重视出版在国家软实力，特别是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战略地位。

    “我一直强调要重视出版业对整个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出版所起的战略性作用是很多其他行业所不能替代的。大家都知道出版在文化创新文化传播文化积累方面的作用，跳开这个，仅就小的方面讲，出版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出版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自己的产业内，而是体现在产业外的。我喜欢举爱因斯坦的例子，爱因斯坦著作的出版对出版产业经济价值的贡献很小，但是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却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以核电为例，相对论在很大程度解决了人类用电的困难。这就是出版的作用。”

    一个好的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不了解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很难做出长远性的战略部署的。一个好的出版人应该在把握出版发展趋势和阶段的过程中很好地平衡和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关系。2011年，陈昕先生在《读书》上撰文写道，出版业已经跨过高兴的时代、管理的时代，进入到资本的时代，他赞同出版企业上市，但认为不能为上市而上市，而是要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为多出好书和出版发展服务，切不可做资本的附庸。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15日在文艺座谈会上讲，不能做资本的奴隶。陈昕先生认为出版应该围绕出版主业和产业链来发展业务，扩大规模，壮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