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主张，在《樱桃园》里的表现变得更积极了：
　
    我们要想在目前的现实里能生活下去，就必须首先抵消了以往，先把以往的梦想清偿完结；而要抵消以往，就只有经受痛苦，经受坚忍不拔而无间断的劳动。

    人类是不断向前迈进的，人类就在迈进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他的力量。目前无论我们有什么达不到的理想，总有一天会临近的，会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必须工作，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其他寻求真理的人。目前，全俄国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工作着。我们所认识的受过教育的绝大多数，都是什么也不寻求，什么也不做……他们对农民们像对牲畜一样的虐待……他们装得很严肃，个个摆出一副尊严的面孔；他们只讨论重要的题目，高谈哲理；可是，大多数的人民，都还像野蛮人似的活着……这些人食睡在污秽当中和霉腐的空气里；到处都是臭虫、臭气、潮湿和道德上的堕落……这就证明我们的一切空谈，只等于教自己和朋友消遣消遣而已。

    我们生活的整个意义和惟一的目的，只是要避免一切渺小，一切虚伪，一切足以妨碍一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东西。前进，我们要不受阻挠地往前进，向着面前远远远远燃烧着明亮亮的星星迈进！前进，不要迟疑，同志们！

    契诃夫的戏剧题材，从来是现实的，而主题的积极性，就没有一篇比《樱桃园》更强烈。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他在写这一本戏的时候，正是病入膏肓，一个人，在冬季，孤零零地，住在边远的克里米亚半岛，和病的势力与身体的羸弱挣扎着，要用他最后的力量和最后一口气息，给我们再多留下一笔遗产；要用极大愉快的灵魂与热切的希望，“像黄昏的太阳”一样，在奄奄将息的生命中，发出最后的光辉，发出最有力量的呼声，召唤未来的光明；主张及早伐倒无用的樱桃树，清除荒芜的土地，重新建起新世纪的建筑；提倡每个人都劳作，呼吁帮助其他寻求真理正义的人。许多人认为契诃夫缺少积极性；但，如果我们想到他如何在生命之绝望，生活之寂寞，和凄风苦雨的包围中，还在写到“我看见幸福来近了”，就可以知道，在一个垂死的病人，这就太够积极的了。假如契诃夫有高尔基的健康，有托尔斯泰的高年，而还能活到第一次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是战斗的，会是英勇得像今天一个反法西斯蒂的兵士的！

    我们必须懂得怎样去了解契诃夫的剧本，或者把范围缩得更狭一点说，知道怎样读《樱桃园》，才能发现这是一首抒情诗，才能发现这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在谈着自己的问题，在生活着，恰如现实一样。契诃夫戏剧的演出，每一次都不能立刻被观众理解，必须等到次年冬季，再度上演的时候，才能充分地受到欣赏。读契诃夫也是一样，必须抛弃我们传统的戏剧观，放下在剧本里寻求“戏剧”的念头，才能感觉到这些人物故事，不是“戏剧”，而是“人间的戏剧”；必须抛弃唯心的偏见，懂得客观存在着的事与物，在人类思想、心灵、情感和举动上，发生些多么大的刺激与唤起力，才能了解契诃夫剧本里每一种声音，无论是小鸟的唧噪，或是芦笛的微声，无论是春煦的阳光，或是散布着悲哀的吉他琴，都在充分地发挥着人类内心的形态。这些外在的事物，便是情调。要了解契诃夫，首先必须懂得玩味他的这些情调，全剧，每一幕，每一场，都有他们最深刻，最真实，而又最强而有力的情调存在着。人物在整个情调下缓缓地动着，谈着，每一个人都因为内心的情调与外在的空气的荡漾而表现出不同而又富特征的姿态。他们没有丝毫的矫造，没有一个像是戏中的人物；他们都是我们所常见到的活人。把握住契诃夫的情调，再去把握他的语言。契诃夫，像普希金与屠格涅夫一样，所用的虽不是口语，然而，他的语言也并不是金粉所装饰成的躯壳。这虽然是文艺的对话，而对话已经简练成了珠玑。简练并不是简陋，更不是潦草。契诃夫以至高的文艺口味，把最深刻、最有力、最富特征的字句洗练出来，往往只用一句话，或者一两个字，把人物内心那些用千言万语所无法讲清楚的感觉，完全给透露出来。比如，在《伊凡诺夫》里有一段论到太太的问题，最初，他也像别的作家一样，使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发泄了一大篇牢骚；然而，他觉得这个感想是任何人都能了解得到的，于是把那一大段对话，缩成了一句：“太太，不过是太太而已！”像这一类的写法，在契诃夫所有的剧本里，都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如果忽略了它们，只要轻轻放过去一个字，就会影响了对于那个人物的了解。比如，在《樱桃园》里，皮希克常常莫名其妙地说一句：“咦，奇怪！”加耶夫常常出着神回答别人一句：“谁！”而夏洛蒂和罗巴辛又时常说：“反正还不是一样！”这些短短的台词，并不比大段的对话更不重要，相反地，在表现知识的水准、漠不关心的心情、憧恍的习惯和因久受痛苦的积压而养成的某种口头语自然流露的背后，都有丰富的人生实状在支持着。我们倘若仔细观察一下生活的日常现象，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人民，在表示最痛苦最难堪的心思的时候，往往只说最少的言语，甚至说出极不相干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