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郎涅夫斯卡雅太太的哥哥，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世纪末正在没落的俄国知识分子，正如他所指责的，是“什么也不寻求，什么也不做，同时也实在没有工作的能力。……什么也不学，什么严肃的东西也不读，绝对什么也不做，每天只在那里空谈科学，对于艺术，懂得很少，甚至一点都不懂，只高谈哲理……”的一个人物。所以，加耶夫，每天只沉湎于打台球的游戏上，或者只去看一看滑稽戏。他虽然已经五十一岁了，在老仆人费尔斯的心目中，还是一棵“小树”，一个“年轻的孩子”，整天吃着糖果，没有仆人给脱衣服便不能上床去睡，或者便会穿错了裤子。他整个是旧社会的寄生虫、装饰品，他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以为怀着“善与社会”的意识，而这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一个消遣”。他把精力和抒情，完全放在维护旧的破的与无用的东西上去——他能对一座旧碗橱发表一大段诚恳的演说，他能指责自己亲妹妹的缺点，可是，并不做一点实际行动的打算，并且对提倡改革现状的人们加以咒骂和攻击。他只梦想着旧社会能发一次慈悲，或者得到婶母的一笔遗产，或者有一个富翁把他的外甥女娶了去。这样的一群，终于要随着时代的崩溃同时灭亡，岂不是必然的；岂不是毫无疑义的？老仆人费尔斯，象征着这样落后的一群怎样见证着新时代的来临而绝了最后的一口气。

    其他的人物，也都是他在“留比莫夫卡”别墅和别处，根据接触到的人物所造成的混型。夏洛蒂是一个英国女人的化身。这个卖艺出身的女人，就住在别墅的左邻，时常和契诃夫过从。她这个人的外形很特殊，又瘦又小，喜欢穿男人的服装，头上却梳着长长的两条小姑娘的辫子。这种容貌、举止和装束间的不调和，令人不能一见就辨别出她的性别、年龄和身份。契诃夫也很喜欢和她在一起谈些诙谐的话。有一次，他对她说自己本是一个土耳其人，家里已经有了太太和侧室，将来他回国当了总督的时候，一定把她接了去。她常常骑在他身上和他开玩笑。这个瘦小的英国女人，后来，在《樱桃园》里，就变成了高大的德国人，从小丧失父母，到处漂泊，满腹怀着无处去说的悲哀，因而只有讲些胡话，变变戏法，好混混时日，压住痛苦。叶比霍多夫也是许多真实人物的混型，其主干是别墅里的一个管家书记，契诃夫时常跟他闲谈，劝他多读点书，多得点教养，好成一个像样的人。那位书记于是买了一条红领带戴上，还准备去读法文。学生特罗费莫夫也是契诃夫的邻居之一。

    契诃夫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而他后来的剧本，几乎全是为艺术剧院而写的。所以，在剧中人物的外形、年龄和性格的构成上，或多或少地渗进了一点演员们的素质。契诃夫在构思人物时，也许没有考虑到演员，但在写剧本的时候，角色的分配，至少下意识地影响了一点他的写法。比如，老仆费尔斯，便是脱胎于阿尔兹的举止；加耶夫渗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气质；郎涅夫斯卡雅太太，最初他认为没有适当的演员，后来就定型在克妮碧尔的身上；夏洛蒂之变为高大的德国人，是因为女演员穆拉托娃具有这样的外形；而叶比霍多夫的莫名其妙，也是因为莫斯克文在试排时胡乱采用了些即兴的演法而确定的。莫斯克文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最后也把握不定这个性格，于是把他在外省演通俗笑剧时所用的方法，和严肃的表演，混在一起；他自己和大家都以为这一定会招恼了契诃夫，但，契诃夫很高兴地说：“这样正是我所要写的人物。”《樱桃园》的稿子，经过几度小小的删改之后，叶比霍多夫便完全成了莫斯克文所演的样子。

    在《樱桃园》没有动手之前，契诃夫写给他太太的信上说：“我要写一本通俗戏！”虽然后来他在定稿封面上，写的是“四幕正剧”，可是他口口声声称它是通俗剧。这本“通俗剧”，一直到已经开排，还没有想出题名。有一天，契诃夫大笑着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我已经给它想到一个名字了，叫‘樱桃园’。听着，不是‘樱桃园’，而是‘樱桃园’。”他说完又大笑起来。表示得意，好像是发现了一样珍贵的东西似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别人，最初不能了解他这个胜利的笑声和题名所表现的意义；而契诃夫又一向不喜欢多作解释，这是我们所深知道的。后来，他这个剧本的名字，终于被了解了。原来根据俄国的文法，凡是e的变音（“也”音变为“牛”音），都表现陈坏破旧不能再用的意思。契诃夫所介绍的樱桃园，不是可以再能生利的园子，因为它所出产的樱桃，已经没有人再买了；这座园子，虽然还在盛开着雪白的樱桃花，虽然以前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变，外表上景色依然是壮丽的，然而，它已经是废物了，它的存在，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成了郎涅夫斯卡雅太太破产的主因，旧的、陈腐的、过去时代的，即或表面上还保持着往日的辉煌，而事实上已经非灭亡不可了，已经没落得非崩溃不可了，假如我们只留恋着以往，迷醉于它的外表的繁荣，而不面对社会转型的必然性，决然地砍倒旧的，建立起新的，那就不能避免本身消灭，就是这一群腐旧迷恋者，也必然随着消灭。这就是《樱桃园》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