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人文科学领域内部对于民族问题的关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对我们在书中的论点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尤其突出地体现在盖娅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85 年发表的、并得到广泛流传的论文“三个女性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的批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因为斯皮瓦克推断，《简·爱》在女性研究中“作为深受喜爱的文本”的地位，反映出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在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它将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按照这种后殖民主义的思考角度，我们著作标题中所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身份，则应该被理解为处于西方文明边缘或者处于西方文明之外的，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三世界女性人物形象，而不是那种位于第一世界的、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特权的第一世界女主人公。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在19 世纪的文学中，庄重娴静的女主人公和充满愤怒的女怪物形象之间存在的联系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则由于帝国主义的白人自我所拥有的特权想象而受到削弱。因此，无论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简·爱》中所赞美的，还是我们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通过对小说的阐释所分析的主人公婚姻的缔结和灵魂的结合，都被看成言辞浮夸、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认为这一结合是以伯莎·梅森·罗彻斯特（Bertha Mason Rochester），那位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的非人化为基础的，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在种族和地理位置上的双重边缘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计谋，即认为异教的、野蛮的和未开化的他者是可以被剥夺权利的，这样，欧洲女性便可以建构起她们的主体性了。在整个20 世纪90 年代，英国和美国学者们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批评通过把性别因素和将种族与地域融为一体的地缘政治因素综合到一起进行考察的方式，拓展了对于19 世纪经典文本的批评分析，它同样也努力使得那些被殖民和被奴役的人们创作的非经典性文本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和大学的讲台。珍妮弗·德维尔·布洛迪（Jennifer De Vere Brody）的《不可能的纯洁性：黑人性、女性气质与维多利亚文化》（Impossible Purities: Blackness, Femininity, and Victorian Culture，1998）一书堪为代表，表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和美国非洲裔研究是如何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研究领域的。

    除了民族和种族因素之外，一旦阶级经济的因素也被引入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思考范畴，对于英美女性作家来说，则需要更少地从她们所遭受的各种形式的被剥夺去理解她们，而更多地从她们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特权去理解她们。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尼娜·贝姆（Nina Baym）和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在内的美国研究学者对女性在文学市场中的文化中心性作出了分析，尤其着重分析了19 世纪小说家创作的感伤小说在商业上的成功。她们研究的意图，是为了要矫正早期的批评家们认为美国女性知识分子过于通俗化，因而贬低她们的倾向：她们认为，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菲尔普斯（Elizabeth Stuart Phelps）的创作初衷，并非想简单地曲意迎合她们的读者，而是为了重新估价女性道德与审美的影响空间。20 世纪90 年代，包含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等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美国研究的又一次浪潮探索了感伤与奴隶制度、公民权和国内外的性别意识形态中的欲望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有关英国文学史所进行的思考之中，两位重量级的批评家-玛丽· 朴维（Mary Poovey）和南希· 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都强调了文学女性将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变形为力量源泉的诸种途径。按照朴维在《正派的女士和女性作家》（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1984）、《不均衡的发展》（Uneven Developments，1988）和阿姆斯特朗的《欲望和家庭小说》（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1987）中的观点，家庭空间所构成的，并不是我们强调的、作为造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愤怒原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封闭性的阁楼和客厅，而是一种女性化的家务劳动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帮助建立起了现代制度与习俗文化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