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吉尔伯特：假如看到我们被肖像摄影师变成了豪迪·都狄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会觉得有些奇怪的话，那么，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之后的几年里，同样奇怪的是（现在有时依然如此）由于《阁楼上的疯女人》而对我们进行的指责与批评，而在70 年代那幼稚而又欢欣鼓舞的黎明时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知识群体圈内的罪恶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在我们开始尝试对一个（假如说不是那个）女性文学传统进行定义，并在思想上发生转变之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受到诸多罪行的指控，而在当时，我们对被控的罪名--无所知-它们包括本质主义、种族主义（racism）、异性恋中心主义（heterosexism）和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logocentrism）--而这些指控之所以有时常常显得很刺眼，是因为它们居然来自一些身为同胞姐妹的女性主义者，有时则来自那些屈尊俯就的男性准女性主义者。

    在这一背景下，豪迪·都狄和弗兰肯斯坦的新娘便具有了新的意义。由于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笑嘻嘻地做了豪迪·都狄，我们于是被看成已经定型了的木偶，无知无觉到竟然没有注意我们的写作角度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的、异性恋倾向的，也竟然愚蠢到没有理解（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这句话的意义。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弗兰肯斯坦的新娘的话，那情况不是更糟糕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不就是或明智、或愚蠢地嫁给了父权制度本身了吗？因为我们还要在女性知识分子创作的文本之下，竭力寻找一种统一的“情节”，那不依然还是菲勒斯逻各斯中心的吗？更糟的是，我们居然还持有这样一种邪恶的信念，即有关“作者”的那个老掉牙的、政治上退步的概念并不仅仅关乎语言领域，而关乎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诸种责难在理论上的复杂性，以及进行责难的人们对意义上的微妙差别的坚持，等等，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自20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那些最初想入非非的觉醒以来，女性主义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准确地说来，那些意义上的微妙差别并不是当时的我们所能够清楚辨别的，因为我们突然看到，可以有一种新的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就像豪迪· 都狄一样给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或者就像弗兰肯斯坦的新娘那样兴奋得手舞足蹈。至于我们最初遇到的那些怀有敌意的批评家，他们也同样缺乏对于意义的微妙差别的辨析。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我丈夫有一次提到，他们对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基本观点所作的攻击，可以用两句简单又平淡的句子来概括。第一句是：“男性也同样在忍受着痛苦哇。”第二句是：“我妻子并不那样认为呢！”

    苏珊·古芭：有一次，我提醒桑德拉说，“我并不相信希刺克利夫（Heathcliff）是一个女人。”不止一次地，我还逗她说，“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我们或许可以放弃使用书开头第一句话中使用的'阴茎'那个词？”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在提供启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之间的大量交谈--无论是在电话里、在汽车中、飞机上、餐馆内还是在旅馆的房间里；还有是在合作教学时、参加学术会议时；后来则通过联邦快递和电子邮件--改变着我们写作的形态，而写作则最终使交谈的内容获得了固定的形式。但是，这些讨论中当然也包括一大批其他的人：其中有我的女儿玛拉和西蒙娜，她们对于和我们的研究相关的身体艺术品和身体行为（既包括简· 盖洛普的《通过身体思考》的封面，也包括她们母亲经常不在家的事实--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妈出差去了”）充满激情的反应始终鼓舞着我；我的前夫爱德华·古芭帮助我们将打字机换成了电脑（因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是诞生在那个“剪切”意味着剪刀，而“粘贴”意味着胶水的时代的）；我亲爱的朋友玛丽·乔·韦弗，还有印第安纳大学里我的那些聪明而支持我的同事，他们成为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人都成了或即将成为冷面机器人。

    桑德拉后来的丈夫埃利奥特·吉尔伯特是帮助我们最多的人：他以充满激情的善意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思考、写作，他作了关于《魔笛》中夜之女王的一系列优美的讲座，摹仿狄更斯扮演《奥列佛·退斯特》中西克斯的形象，讲犹太笑话，按照复杂的食谱做菜，润色即将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文，或者，就是对戴维斯分校的行政管理进行分析。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参加1999 年狄更斯项目的学者们，决定围绕《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20 周年这一主题，在小组讨论上交流。狄更斯年会是埃利奥特帮助建立的。以这样一种形式表示庆祝，倒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