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文学翻译是杨武能由来已早的志趣，一般说来，外语系的高材生往往都很早就开始走上这条道路，这是自然而然的共律，当年北大西语系三年级的少年才俊罗新璋与傅雷通讯论译道，便是一著名佳话。同样，杨武能早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是发表有译作的青年译家了，进了研究生院当然更步入新阶段，毕业后又继续留在北京工作，并多次出国进修，这一切既增加了学养，打开了文化视野，还有冯至、卞之琳等译界大家就在面前可以直接就教受益，又靠近《世界文学》与《译林》这样的楼台，而拓宽了发表译作的渠道，从此，他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埋头苦干，执著努力，日积月累，翻译劳绩益增，到他结束“北京时期”被调回母校四川外国语学院任副院长时，他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了。特别不容易的是，在他仕途顺畅、已获高位之后，一旦感到因此倒影响了他的翻译宏图时，便毅然辞去了副院长职务而到四川大学去当一名教授，又专务起他的文学翻译来。时至年届七十，他已出版了多达十四卷的《杨武能译文集》，其中包括《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谈话录》、《格林童话全集》、《海涅诗选》、《茵梦湖》、《魔山》等数十部经典文学名著，成为我国一位高产优质的翻译家。2000年，他荣获联邦德国总统颁发的“国家功勋奖章”，2001年又获联邦德国的终身学术成就奖洪堡奖金。

    武能出身于研究生院，也作过不少理论研究与评论工作，并有好几部论著公行于世，如《歌德与中国》、《走近歌德》、《三叶集》与《德语文学大花园》等，有此一番劳绩，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也并不多见，试看不少端坐在学术庙堂之上、行走于学术屏幕之前的仕途化的学者，有几个人有几部像样的论著？虽然他的理论研究成绩亦颇有可观，但比之于他的文学翻译，则是小巫见大巫——他的专长显然是翻译工作，他的劳绩主要是翻译作品。今天，如何衡量他的文学翻译成就呢？十四卷译文集，在现今译界、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个什么概念呢”？在译界尚健在的翻译家中，有十几卷译文问世者，目前他是第一人，而在翻译史上，据我所知，似乎只有规模更为宏大的20卷本《傅雷译文集》可居于其右。

    如果武能的学术文化生涯从大学毕业算起，至今正好五十年，五十年创造出了这样厚重的业绩，实在是令人感佩。这样一份业绩当然是靠长期不懈的艰苦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是靠日积月累的“爬格子”爬出来的。他自己不止一次提到他的“苦译”，是的，精神劳动者的“活”的确苦，君不见巴尔扎克常自称为“精神劳役”，罗丹的思想者苦思冥想时全身肌肉是那么紧绷？要长期不懈坚持这种很艰辛的劳动，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遇见困境时，更是如此。如每遇思想政治气候变化时，他只能把已成的译品压在抽屉里，毫无出路，如在研究单位里遇上了“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的清规戒律时，面临不同的规范要求，他不能不费神费力去进行选择调配。也许是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影响了他倾向与方向，而在数十年漫长的“苦译”岁月里，指引着他前行、激励着他奋进的，则肯定是自我文化大作为的志向，对人生高价值的自觉追求，对民族的社会文化积累的献身热情。他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抱负，有坚韧的毅力，于是，被视为“阳光大道”的仕途上少了一个五六品文化官员，而中国的文学翻译领域里有了一个劳绩厚重的巨匠。

    在武能学术教育工作五十周年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准备为他组织出版一个纪念文集，收入他师友同事的一些评说与回忆的文章，以及他的学生们的文章和他自己的自述，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展示了劳绩与成就，总结了道路，彰显出精神，的确是一种高雅的纪念方式，珍贵的纪念方式。

    这种方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被纪念者应该是真正劳绩卓著、价值非凡的人士，二是举办纪念的“东家”真正具有尊重人才、珍爱人才的伯乐精神。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方能成事。不具备前者，必然成为虚张声势、乱吹乱捧、劳民伤财的闹剧。缺了后者，则是千里马的寂寞与被冷落。非常难得是，这本纪念集的这两个方面都到位达标，两者相得益彰，完美结合，堪称样板。

    我与武能其实是同一辈人，我只痴长他四岁，仅仅因为他在研究生院时与我有数面之缘，后来我主编大型书系与作家专集时，曾和他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他一直谦虚称我为“老师”或“柳公”，而且并不随着他自己地位的提高与业绩的增长而改口。说实话，我一直受之有愧。我知道，他谦谦君子的风度，正是他虚怀若谷品德的外现，就像钱锺书在给青年学子的信札中经常称兄道弟一样。不久前，他来信希望我为这个文集写一篇序，为这样一本文集写序？我实在不敢当，不过，在他学术活动五十周年之际，表示我的感佩与祝贺倒是我自己的心愿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