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现有的这些质疑并不构成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颠覆，有的质疑多多少少还停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上，没有注意到国际潮流的新挑战。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比如，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和政策颇为清晰，但方法论上还需提升。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如张军所说，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大都是去超越静态效率最优化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结构动态变化和转型升级的经验现象，而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思维框架则是坚守而不是超越静态的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在理论上如何把基于静态效率的比较优势理论，经由要素积累、禀赋结构变化，推演到整个产业结构变化升级的领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又如，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研究，除了作一般的理论推论外，也有必要深入到人口条件、市场状况、自然环境、资源约束、资金积累、人力资本改善、创新激励等方面，以得出更深入和更坚实的预测。当然，这样来要求林毅夫显得太苛刻了点，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共同来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已故经济学家邓英陶关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水资源调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态建设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再如，如何把增长潜力变为现实，这是一个比研究增长潜力更重要的问题。许多发展瓶颈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来加以克服，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如何在危机后进行结构性改革，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许多国家，比如日本经济就是在高速增长后未能很好地克服系统性风险，并且在危机爆发后未能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陷入停滞的。

    新结构经济学是至今为止，中国经济学家基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对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沿水平，它也引起世界经济学界的重视，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林毅夫是可以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平等对话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最接近又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皇冠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这一点，林毅夫则显得低调而坦诚。今年8月，我向他提及这一话题，并说在我看来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已经不低于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他回答说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奖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就学术环境而言，我们还缺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诺奖现有的学术评价的标准和体系以及投票机制，也还不利于中国经济学家完整地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评价。这些都需要包括中国经济学家在内的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努力。我还在想，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应该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不能迷信它，要试图超越它。与林毅夫的谈话，让我感到他看重的不是新结构经济学能否获奖，而是能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时代的到来，尽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和担当。

    幼时，当中学语文老师的母亲常要我诵读《论语》，读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颇为不解，为什么圣人要站在河边上发议论呢？如今，白发染鬓，方知历史就是一条长河，每个人既在长河之中，也在长河之上，你在书写历史，历史也在书写你。林毅夫有创见的发展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一泓清流，当代经济史也会为他的思想理论记上浓浓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