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人类学家吉耶莫·邦费尔（Guillermo Bonfil）曾在《深层墨西哥》（México profundo）一书中对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做了简洁而全面的勾勒。由他的描述来看，印第安人的农耕传统自成一套并不简单的体系，是与其宇宙观紧密联系的，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格格不入的。印第安人不仅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农作物的不同属性在玉米田里穿插种植其他作物，也懂得如何利用不同的地理条件以求得高产；他们会根据不同地形使用不同的农具，会修建水利设施，会捕获动物和昆虫来补充营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整套传承多年的经验知识。在印第安人的观念里，并没有分门别类的“农业”、“宗教”、“诗歌”这样的概念，因为人面对自然的态度是整一的。不似西方人那样将人与大自然相对立，一味地要征服自然，印第安人将人看成大自然的一部分，始终将人性与宇宙秩序视为一体。在《玉米人》中，就常出现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暗示：有时是古老的传说，比如，印第安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即保护自己的动物；每个人都能脱去人形，变成保护他的动物（纳华尔）的模样，于是，巫医摇身一变成了七戒梅花鹿，邮差不自觉地变成了野狼，留下令人惊悚的传说。有时则是根植于古老观念的想象，比如描写下雨：“女人的乳头和着了雨的田野颜色相同。田野和乳头一样也是暗褐色，和充满乳汁的乳头一样湿润润的。……大地是个巨大的乳头，是个硕大无朋的乳房。”以大地为母，是农耕民族最悠久的信仰之一。把自然界的事物幻化为人体器官，又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了。所有这些读来有“魔幻”之感的词句，事实上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美洲印第安人的世界观的理解。资本主义文明与中美洲古老文明间激烈冲突的深层根源就在于，前者要求对自然做无限的征服，要求耗尽一切资源完成原始积累，后者则安于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安于自给自足，不求生活物资的过剩和积累。对于前者来说，种玉米是一种投资，对于后者来说，种玉米只为填饱肚子，完成土地-玉米-人-土地的循环。“土地需要骨头啊！玉米就靠吃我们祖先的骨头活着。”《玉米人》借印第安农夫的神神道道的话来述说朴素的真理。

       阿斯图里亚斯并不算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他创作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祖国的欧美大城市中度过的。这并不妨碍他深入研究本国的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人社会问题，反而使他对国族身份的问题更为敏感。既然印第安人的文化传承已经在长年的征服和压迫中支离破碎，既然殖民化时代已经形成了混血文化的现实，如何重拾历史记忆、用征服者的语言重建民族文化呢？肯定印第安人文化的价值当然是值得赞许的，但若仅仅是对土著居民的神话和生活方式作浮于表面、缺乏深思的展示，对展示所用的工具浑然不觉，只会落入风俗主义的窠臼中。弗朗兹·法农曾深刻地指出，“当民族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试图创造文化作品时，他可能恰恰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的技法和语言是从自己国家的陌生者手里借来的。他自以为这些工具已经打上了他所希望的民族印记，殊不知唤起的是异域情调。”阿斯图里亚斯有意识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在他以《玉米人》为代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身份的自觉。用西班牙语来再现土著神话，《玉米人》远非先例。在阿斯图里亚斯看来，遭受殖民灾难后，美洲的第一部伟大小说恰恰是一个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写的，那就是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的《新西班牙征服信史》，因为这位参与过对墨西哥的征服、后居住在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士兵已经深受印第安文学的熏陶，自然而然地吸收了美洲的东西，成了地道的美洲人。用西班牙语来建立新时代的美洲文学是可能的，只是作家应当意识到，语言是活的，是可以不断丰富、不断创造新的现实的，从而自觉地与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拉开距离。阿斯图里亚斯曾指出，“我们的散文脱离了卡斯蒂利亚语的语法规则，因为在我们的语法里，词本身即有一定的价值，正如在印第安语中每个词都有其自身价值一样。每个词都有声音、概念；此外，还有令人着迷的丰富的词序易位。去掉单个词的魅力，任何人都读不懂我们的文学作品、我们的诗。”《玉米人》的文字绝不是畅销书式的西班牙语，而是使用了大量危地马拉方言和俚语、以极为丰富的词藻来再现神奇现实的文学语言。据译者在后记中说，有些词在字典中根本找不到，只好借机求教于危地马拉来访者，提出一两百个语言问题。在此我们应当向这部中文版的两位译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