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丁当和施宏俊聊天时谈及公司今年的培训方向会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在公司学习《弟子规》来推动企业文化。施宏俊听了，觉得这个想法“蛮有意思”。丁当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公司培训的主题，这和艺文季今年的诸如“儒家的生活世界”、“再造传统”等活动内容不谋而合。“你要理解中国，不了解儒家的生活世界，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和再造传统是不行的。”因为有文化上的契合点，所以施宏俊决定和丁当聊聊合作。

    几乎是一拍即合，丁当立刻同意了公司作为支持方为艺文季提供经费的想法。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并没有向出版社提出任何要求。这种无条件的支持，是丁当对施宏俊的信任，也给艺文季团队施展拳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作为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以“季”命名的文化活动，经费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多个海内外的嘉宾，邀请方要负责机票、食宿、行程，还有活动场地的选择，以及整个团队从北京到上海的成本，这些都必须列入考虑。而寻找商业支持的任务，就落在了施宏俊的身上。施宏俊说，寻找商业支持的过程，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艰辛。每一年，“文景艺文季”都会有一个商业支持方，首届是一家地产公司，第二届则是一家艺术公司，“商业活动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价值商业化。虽然我们现在也许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个转化的过程，但方向是这样的。”

    进入出版行业整整二十年，施宏俊经历了出版社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和逐步开放的过程。在他看来，如今正有一波做线下文化活动的机会。“数字化时代，影响的首先是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版也同样受到冲击。但也要看到，里面是有很多机会的。线上的东西、数字化的东西多了以后，我们更需要一些线下面对面的活动。我们有很好的手段把大家聚集到一起，通过豆瓣、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组织一场大家感兴趣的活动。文化类的活动以后会越来越多，并且这种活动会很个性化，小众的、高品位的、有文化的，或者学术性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办成。”

    而王蕾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未来将艺文季发展到国内的二三线城市。西安、成都、长沙等城市都已经列入了她的邀约名单。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几年的出版环境当然不容乐观，很多书店倒闭，但同时我又乐观地发现，有一批新兴的空间形式——你叫它书店也好，叫它阅读空间也好——正在兴起。最主要的是，总会有读者有阅读的需求，这也是24小时书店没有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的原因。”

    结缘

    在“来不及珍重”这场活动中，止庵聊他的新书《惜别》，聊他对人生离别的感悟。好友史航是这一场的嘉宾，除了聊书，两人还聊了彼此对人生离别的感想，交流了一些“平常不太会聊到”的内容。

    早在文景艺文季开始前几年，止庵就常常被邀请作为嘉宾来参加上海书展的活动。最近这三年，他的出现频率更高了——每一年，他都会出现在“文景艺文季”的嘉宾名单中，角色有时是主嘉宾，有时是陪聊客，有时是主持人。

    之所以会成为艺文季的常客，和施宏俊也关系颇深。大概十年前，止庵到上海参加活动，适逢施宏俊正好也在上海，两人便相约去看当时热映的电影《达·芬奇密码》。看电影之前，两人先去了一趟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社一口气送了止庵一大箱子书。一路上，施宏俊都在帮止庵扛着那箱沉重的书。后来天又下起了雨，施宏俊就在一旁帮止庵打伞，“自个儿身上都淋湿了”。

    时至今日，止庵依然觉得那个画面让自己挺感动的，“现在这个社会，遇上这么质朴的一个人不容易。因为很难得，所以就成了朋友。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出版上的关联，就是因为那一天，他给我扛着箱子又打着伞，然后还请我看电影，我觉得不太容易。他并不是刻意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好人”。

    后来，当准备出版《周作人译文全集》时，止庵压根没考虑别家出版社，索性直接就找了施宏俊谈出版的事。而当“文景艺文季”第一年考虑要做活动时，也在第一时间想到邀请止庵作为论坛的嘉宾之一。

    “活动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在于你会发现人与人交往的纽带”，王蕾说。去年，乐评人、影评人孙孟晋参加活动，聊汉德克的时候，王蕾发现他很喜欢伯恩哈德，于是今年便又请他来继续参与，就聊伯恩哈德。在王蕾看来，比起关心邀请来的嘉宾吃什么、住哪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跟他聊天”，因为“你要了解他和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要表达的内容。”

    三年来，王蕾接待了不少国际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去年，他们邀来苏立文担任艺文季嘉宾，而这次旅程也成为苏立文去世前最后一次中国之行。“第一次见他，同事把他接到会场。当时他一直拄着拐杖，非常绅士做派。进入会场后，他立刻就把拐杖交给了工作人员，自己步行走进会场。”会场边上布置了一圈书，九十多岁的苏立文就轻轻地扶着书桌，缓缓走了十几二十米的路程。在王蕾的回忆中，当天的天气非常热，而苏立文是全场“穿着最多衣服”的人，“整套的衬衣和西装，非常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