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雷巴斯在讲述战后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米霍埃尔斯的谋杀时，就指责这是斯大林的预谋：“对于斯大林来说，米霍埃尔斯无疑是应该受到惩办的。那么是否可以进行一场公开的审判，来指控这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及其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呢？看来，这种方案可能被讨论过。但显然被否决了，因为若是进行公开审判，那么以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作为诱饵和与美国犹太组织勾心斗角就都会暴露出来。斯大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这一步的。而如果在审判中查出他的亲戚与米霍埃尔斯身边的人有牵连，那么就会让人感觉这有个人报复之嫌。总之，此时这位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人是如此束手无策。他选择了谋杀，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也分裂了苏联的统治精英阶层。从此之后，他内心的行为准则就变得没有理性可言了。”

　　当然，在雷巴斯看来，斯大林所犯的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罪行。雷巴斯说：“以牺牲轻工业的代价过度地发展重工业，给农民施加了过重的经济压力，过度强调中央集权而损害了地方的利益。”这是错误。但是，“最主要的错误，大错而特错的，就是苏联变成了一个由官僚集团控制的官僚主义国家。”

　　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和错误时，没有离开三个判断标准：第一，权力上的；第二，心理上的；第三，环境压力上的。斯大林一生的活动没有离开过这三重压力。执掌政权的压力让他时刻提防权力的丧失，巩固权力的欲望与行动使斯大林饱受心理压力之苦，为争夺资源的环境压力是斯大林挥之不去的魔影。在这三重压力下，斯大林不得不在成就与错误（罪行）、胜利与失败中负重前行。雷巴斯在讲述斯大林的罪行与错误时，都会引用这“三重压力说”来解读，因此这也就成为雷巴斯在解说斯大林罪行与错误时的辩词。

　　比如，人们常常指责斯大林的残暴造成了人民的苦难，而雷巴斯说：“不管多么遗憾，苦难从来都不是评价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参数，自古至今，目标和精神的是否崇高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在对斯大林一生的教训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以追求公正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巨峰。”因为在雷巴斯的笔下，斯大林是千年俄罗斯的继承，是那些曾令这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和骄傲的帝王的后来者，因此，传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从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他们在生活中都远非天使，也曾让鲜血流淌成河。”雷巴斯还写道：“一提到斯大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统治的强暴和残酷。从人性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把斯大林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看待彼得大帝、拿破仑、克伦威尔、俾斯麦或是毛泽东那样（也只应该这样去看待），那就应该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

　　对斯大林的残暴，雷巴斯的解释是：“毫无疑问，斯大林相信革命的暴力和世界的公正可以使人们变得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传道者。后来，在围绕着这一思想开始进行国家建设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工程队队长或修道院院长。他明白，传承给他的这个国家不会屈从于直线变革。而其它的一切就都好理解了：社会工程、国家对生活所有领域的干预、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斗争。但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进行一场真正较量所必需的资源，大部分居民又主要生活在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中，为了国家利益压制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结果甚至连他的孩子们也都被压垮了。”

　　比如，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的“大清洗”，雷巴斯是这样描述的：“所以，当谈论斯大林的镇压和无辜的受害者时应该记住，他们都是同一个革命派别中的人；一旦获得胜利，斯大林的反对者同样会继续推行带来各种后果的工业化。”“如果深入挖掘一下‘党的悲剧’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分党员对另一部分党员的消灭，也就是主张国家强权的人消灭了主张世界性革命的人。当然，一些与此无关的人也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们是‘敌人’的熟人或是同事。这还代表着血腥和残酷的国内战争的彻底结束。”因此，在雷巴斯看来，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大清洗”都没有扩大化：“这表明，可以说30年代这些所谓的轰动一时的诉讼案，不管受审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其特点都是局限在党内，并且是按照另一些规则在处理。”

　　比如，在雷巴斯的评传中，斯大林的一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实质是他的个人生活“国家化”了：“斯大林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是非常独特的：他似乎融入了国家事务之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国家化了。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对儿子瓦西里说的：‘斯大林不是我个人，斯大林就是苏联。’这是一个称得上是不幸的人的异乎寻常的悲剧式自白。但问题是：他的自我感觉是否是这样的？想必，有时斯大林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且还特别强烈。也就是为什么他常常用集体进餐、集体看电影和戏剧来填补自己的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