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初期的失利，常有人们指责是由于“大清洗”对军队的摧残。而雷巴斯的描述是：“1937年至1938年对指挥人员进行镇压的不良后果，1941年夏季时得到了部分扭转，因此不能把这列为我军在战争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那斯大林的错误是什么呢？雷巴斯说：“这不是日期上的失算，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有意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犯了一个错：他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按师的数量和战斗装备来看，苏联军队要比德国军队强很多，这是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部也同样）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失算之处。”

　　在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斯大林和朱可夫的对垒和争斗是根主线。雷巴斯笔下的朱可夫是个骁勇善战的指挥官，但斯大林比他更高一筹。雷巴斯说：“可为什么我们只从军事的角度去衡量斯大林的决断呢？谁说过战争只是军事行动？何况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位高于军人的人。他还必须考虑到其它情况。”

　　雷巴斯对战后斯大林的统治方式有个概括：“斯大林把战前的斗争方式搬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他对战后的苏联情况是这样看待的：“实际上，胜利之后，除了情绪高涨之外，非战时的生活并未到来。”雷巴斯对这个结论用事实作了陈述：“所有的苏联民众原来都期盼着，在5月9日之后马上就可以松一口气，生活可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他们突然发现，生活不仅一点点都没有轻松起来，反而更加艰难了。现在，工作日又恢复到了8小时工作制，而非11小时：废除了义务加班。但工资却急剧地减少了。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也很不顺利，经常因为原料不足而造成停工，这又影响到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在战争中消耗巨大的农村同样没有迎来任何曙光。1942年发布的那些提高劳动日义务工作量和对未完成者处以刑事惩罚的命令还在继续执行。他们可被迫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进行长达6个月的劳动改造，并扣除个人工资的25%上交给国家。政府也没有要减轻每户农家都需上缴的农业税的打算。”“总之，苏联的整个农村地区在这些年承受着对于非战争年代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与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相提并论的重负。根据各种估算，当时由于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至200万之间。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斯大林极权制度的牺牲品，也可以看成是那场不是斯大林挑起的‘冷战’的牺牲品。如何看待取决于每个人获知的信息和所持的立场。”

　　在这里，雷巴斯对他们曾经赞扬过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也提出了质疑：“从实际情况来看，战后的苏联经济（包括有近250万犯人在劳动的建筑工地）与战时区别不大。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经济。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人们在消耗自己的体力达到极限的情况下，还能长久地支撑下去吗？”

　　雷巴斯对战后苏联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的苏联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人们生活在政治地位、财富和权力的巨大差异之中：“但这一事件却也包含了其它发人深省的东西。战后的苏联形成了一个小的享受着很高物质水平的权贵阶层，他们是将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学者、党的领导人和商业人士。这些人获得了对于苏联来说空前的财富（在普遍仍处于贫穷的背景下），他们理应明白，这些财富并不牢固，并有可能随时失去。”

    雷巴斯认为，斯大林一生的宏愿，他的“战略构想”就是“国家利益高于宗派集团和地方主义的利益”。为此目的，在十月革命后的漫长岁月中，他无休无止地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派别之争，也粉碎了要闹山头和搞独立的地方势力。在战后的岁月中，斯大林重操旧业，试图利用战前的手段重建一个大帝国。尽管他先后除掉了列宁格勒集团和身边的莫洛托夫等“投降派”，但他的这个战略构想却远未能实现。斯大林本人成了斯大林事业的障碍和限制者，所以，雷巴斯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正如我们所见，要想实现我们主人公的战略构想，需要他离开人世，即消除这个构想的主要限制者。”

    在历来对苏联历史进程和斯大林本人功过的论述中，有五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一是对20世纪20年代俄共（布）党内的斗争及“列宁近卫军”的被消灭；二是30年代遍及苏联全境的对“人民之敌”的“大清洗”；三是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和直接工业化问题；四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与过；五是战后的斯大林统治。在这部传记中，雷巴斯对这五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承认斯大林在这五个问题上都有过错。雷巴斯在斯大林功过的总评价上说了一句话：“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而他犯下的罪行也是可怕的。”在这里，雷巴斯确实是用了“罪行”（грехи），而不是“错误”或“失误”（ошибки，провал）。

　　雷巴斯之所以用“罪行”二字，意思是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允许和不可饶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