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今年是2014年，去年2013年是911智利军事政变的40周年，全世界很多纪念活动，比如说一个朋友在美国看到这样一个戏，这个戏非常有意思，他讲的是弗里德曼，我们知道他是经济学家，逐渐达到一个经济改革的共识。在很多文献里面，我在一些注释和翻译的时候，都写弗里德曼波拉尼奥是在智利政变的时候跑去智利支持独裁者。这个被压抑的历史流亡意识确实很少被提起。在短片里我们看到，波拉尼奥把这一类作家，刚提到的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的作家，称之为金色的流亡，能获得很好的安全的位置，而他和一些其他的底层的流亡者根本就不分享。我们进入到文本层面聊聊，比如说我们在阅读《2666》这个特别长的第四部分，猎杀女性的事件，我承认我长期停在这，没法再读下去，不知道您在读这个漫长的百名女性遭残害的部分，是一个什么样的阅读状态，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在读这个的时候就停下，觉得难以忍受或者巨大的压力。

    戴锦华：这点我可能比较特别，因为在读《2666》之前我已经知道墨西哥的这个城市，知道发生在这个城市当中对于女性的持续的虐杀，到今天这个城市仍然是一个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最著名的旅游城市，现在很多华人会去这个城市旅游。这个城市仍然以这个速度的女性被杀害。当然这些游客们应该不用被担心，因为被虐杀的是底层的人，大部分是性工作者，始终没有任何凶手落网。我在阅读的时候，本身没有第一次遭遇的那种震撼，而且我确实坚持把它阅读完，刚好你举出这一段我觉得最有意思，波拉尼奥几乎没有描述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的暴行，在这部小说基本不触及到军事政变之后骇人听闻的酷刑、暴力、人间蒸发，但是他这么详细地的去记述虐杀女性的事件，这个刚好是波拉尼奥的力量。如果我们看智利的历史，看智利军事政变的历史，我们感到历史在我们面前坍塌的话，刚好在这里看到历史为什么坍塌，或者说历史坍塌之后留给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那个暴力并不只是在我们可以指任的某几个地方发生，也并仅仅在某几个地方以人们共识的方式发生。相反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发生。我觉得很有趣，《2666》从第一部分开始寻找这类作家，到第五部变成这个作家的第一人称的生命的叙述。我自己以为这是一个历史坍塌之后的几乎丧失意识的人们，去漫无目的的寻找，以最后一个真实的经历历史和穿越历史结束的这样一个故事。我自己大概会以这样的理解方式去理解其他的波拉尼奥的小说，去理解这样一种已经超越了现代意义的理性的奥德赛的故事，最终能够到达，但是仍然在漫游当中怀抱某种坚忍韧和顽强的东西。

    魏然：我读这部分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人类历史上很多暴行都是那样的，不断的发生着，一点点叠起来，当然是革命的丰碑，也是野蛮的记录。恶本身，波拉尼奥有一个对恶的记述，有一个谱系，比如纳粹文学，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把恶作为这样一个关键词。

    戴锦华：我不想使用这么理论的表述，但是我必须说，在波拉尼奥的作品当中，他超越了善和恶，。我觉得他不是用恶来审判，他比汉娜·阿伦特走得远得多。比如说发现平庸之恶，来表现恶。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如果你把他所有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恶在每个人身上，在我身上，在你身上。但是同时暴力的恐怖就在于，他甚至不是以恶为动力，我们通常会想象恶魔的力量，有一种邪恶的东西，他们在制造着暴力。但是在波拉尼奥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甚至无须无需恶，人们可以犯下暴行，这是我的解读。如果我们把它重新回馈回归到恶的谱系里的话，我觉得我们把他重新封闭在了现代主义。我觉得它他打碎了现代主义，可能同时打碎了后现代主义，所以他才能拿达出新的现实的再现，我们才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再一次遭遇到现实。在此之前的现代主义时期，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时期，我们和现实之间隔着很多的玻璃墙，在波拉尼奥的作品当中，现实再在次可以成为可触摸的，当然这不是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