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第三个故事讲美国记者法特，他在美国边境开车穿过边境线，进入墨西哥的时候，他说所有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发生了什么事情，哪怕是酷刑和惨剧，他是给你一个理性化的解释，而真正的非理性的状态不能体现在报纸之中，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方式作为这些小说的阅读方法。之前也谈到，有位中文系朋友在读《2666》的时候，发现《2666》不是个架构，很多地方这个作者，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跑到另外一个故事之后，这个故事不是完整的，不是严丝合缝的。因为他就不是这样一个现代主义的小说写作。

    戴锦华：作为小说写作来说，狭义的结构可能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说波拉尼奥不是追求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主义结构，通常我们读文学理论，会知道长篇小说靠的是结构。结构其实是赋予一个精致的理性主义的框架，因为结构的存在，一切变成可解读。一切变得其实有意义。我觉得波拉尼奥绝不是那么蹩脚地的告诉我们，他的世界显然不是最后能明晰地获得意义的世界。比如说在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我读到非常典型的波拉尼奥的书，他的文字非常平铺直叙，好像流水账一样，好像没有任何的剪裁，没有任何的创造，但是当我们每读完一篇的时候，心里的若有所动，我们好像触摸到或者被触摸到，我觉得他其实非常成功的地把一种物理性的生存，好像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是身体与身体的存在，我们只分享空间，我们不能够感到对方的心，好像我们自己也没有心，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麻木的没有判断的没有选择的生存。但是你最后会发现，在这部小说当中大部分人都死去了，大部分人都是非正常死亡，自杀或者是突然之间结束了生命，显然他们此前的生活是顽强地的想撑下去，终于撑不下去了。在这个故事整个过程当中，他不去书写的心显现出来了，完全不去描述的梦想显现出来了。因为如果真的麻木不仁，如果真的没有心灵，如果真的没有梦想，他们就不会如此的艰难，不会最后如此的地不可逃离的自我毁灭，我觉得他是用这样的一种办法去再现，而不是通过一个最终获得一个明晰的明细感，一种逻辑性。他真的给我们呈现了一种历史的坍塌，并不是那样的用任何一种态度，麻木不仁的或者是没有上帝的世界的那种姿态去说生命没有意义。他显然有某些他坚持的，也许可以叫意义的东西，但是他从来不说出来，因为不能说出来，或者他不想说出来，或者这些东西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种好像非常平白的文字，流水账式的生命故事，是在不断的地让我们接近，那种无法诉诸力量的，那种无法放弃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必须的东西，我是这样理解。

    魏然：《美洲纳粹文学》，您怎么看这个小说？

    戴锦华：这个小说是波拉尼奥里我最不喜欢的，原因是文字仍然是波拉尼奥，故事仍然是波拉尼奥，但是这个故事有结构，而且当我看到很多介绍，卡夫卡，博尔赫斯，如果你们说这是说明波拉尼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话，我完全同意，…但是如果说他像他们，一点都不像，我觉得他像他们一样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这本让我想起很多前任，他用了一个伪传记的包装，小说赋予了一种，所有人都能读出来这是历史，但这是一个伪历史，这是一个文学家用他的天才去模拟的一本，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让我有一点失望。波拉尼奥这本书并不是我喜欢的，但是它的意义我很喜欢你解释解读的他的意义，所以你自己来发表你对他的解读。

    魏然：因为写书评的时候，约稿的编辑就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很紧张，我怎么解决这个纳粹文学本身的事情。在波拉尼奥讲的这个纳粹文学不是说威权下的，授意写的什么作品。他告诉你的是曾经有这么一个话语，这个文学出现不一定有纳粹国家，可能在纳粹国家出现之前，一股潜流在美洲出现，这样的潜流最终召唤出美洲出现国家威权。在某种时代甚至很可能这个潜流会再次出现，那种号召，或者是捍卫自己的身份或者边界，也许会重新出现一个法西斯世界的回潮。可能在这本书，我引用了一个海地作家的话“文学是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在某些新兴国家，文学想通过那些想通过文学往上爬的秘密武器。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波拉尼奥是说怎么样通过自己的方式避免去做一个纳粹份子。可能我刚才恶的那个解释就是来自这本书的一句话，我忘了他讲的是怎么样一个表述，是哪个作家的故事，是一个作家通过写他幻想二战之后德国占领了美国本土，完全用法西斯的方式完全改造了美国，他说人类历史上很可能恶早已获胜。我想我会把它作为一种解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