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由美联储创造的国际超常购买力的终结，经历了三十余年超常增长的中国经济是否能寻到对其的有效替代，是继续超常增长在需求层面的最重大课题。而从供给的角度而言，则需主要思考如何将储蓄化为有效投资，突破以环境、能源、资源为代表的生产要素瓶颈。二者的难题正好互为矛盾，也正提示通过某种恰当的机制将二者有机结合，以瓶颈要素供应方的投资需求化解国际超常购买力缺位后的产能-储蓄过剩。本书的第四章“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历史阶段”，便试图从消费升级与产业产业、城镇化、生态与坏境、能源与资源、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国防建设等诸多方面回应上述命题，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辩证地认识与处理积累、投资、消费三者的关系，尤其是要避免将投资与消费简单对立起来、试图以美国式的消费社会理念改造中国人观念与行为习惯的倾向。

    第五章“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是全书最具战略意味与政策价值的部分。在假定中国经济保持超常增长的基础上，它推算出走向2049年的中国经济体量将达到570万亿人民币，以人民币兑美元5：1计，假设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则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3倍以上（人均达到其70%以上），这无疑是一个极令人振奋的预言。这一预言的实现，有赖于寻找到为国民经济发展年均增加两个百分点、未来36年总计约170万亿的超常购买力。作为解决之道，作者提出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资产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永续经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页112-115）。

    此处，作者创造性地将已故学者邓英陶多年以来遍访中国上下求索提炼总结之“再造中国”新发展方式理论及政策建议（注）与其自己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的构想结合起来，提出针对塔里木盆地光热土水资源综合利用、溯天运河-西部调水计划等超级课题，及能源结构转型与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应用型人力资源开发-积累等长期性国家战略项目，均可利用国家战略发展基金主导运作（页116-127），并清晰扼要地论述了国家战略基金的伞形结构、其资金的财政引导与社会募集方式、基金管理团队的构成与激励机制、基金投资决策及项目咨询制度、基金投资回报预期（页127-131）。

    在有关国家战略基金的初始资金构成的设想中，不从国家常规财政支出中安排，而采用大型国有企业的巨额公有资本进行投资，将带有全民所有性质、担负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大型国企的公有资本，投入惠及全民及子孙后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战略基金中，比之简单地将其划拨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民生改造（如同某些学界人士及媒体所鼓吹的那样），其立义无疑要恢宏正大高明深远得多，也更符合大型国有企业在重大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主力军身份。

    全书最后一章以“新增长阶段的制度安排”作为探讨之主题，契合于学界有关改革的顶层设计之讨论。不同于诸多以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作为此类顶层设计理想形态的论点，本书系统论证了由四大支柱，即作为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国有资产资本化形成的新国有经济、复合型国家财政体系、超越短期宏观调控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构成的中国现行经济制度（三维市场体制）相对于常规的西方市场制度的巨大优势（页133-151），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以西方的“普世价值”全面改造现行制度的路径。在客观分析现有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后，作者提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由以“创建市场”为主题的“第一次改革”过渡到以“政府再造”为主题的“第二次改革”，即在保留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合理配置，建立与改善符合中国实际的复合型国家财政体系，完成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业务模式的流程再造与人事改革（页164-178）。

    全书纵论中西古今，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在世界经济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以“三维市场机制”为纲要作出了逻辑上自洽圆融的系统性解释。在其有关三维市场机制的论述中，核心是作为经济主体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对于这种在中央与地方间形成的超越既有西方政治学经典分析范式的特殊关系，需要从中国传统内追溯考辩其渊源，又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体察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之大难与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