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必须提醒诸位，与法律责任不同，个人责任或道德问题几乎从不出现在那些死心塌地的政权追随者那里： 他们不感到有罪，而只是感到被击败，这几乎是必然的，除非他们改变心意并开始忏悔。然而，当清算的日子最终到来时，结果却是并不存在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至少不存在对他们被控的罪行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所以即使是这一简单问题也变得混乱了。麻烦在于，尽管这是谎言，但它却不单纯是或整个是一个谎言。因为，纳粹政权在最初阶段针对那些虽不是纳粹分子但与纳粹合作的政治上中立的人们所做的，在最后阶段也同样降临到纳粹党员甚至党卫军精英分子的头上： 即便在第三帝国中也很少有人一心一意地赞成该政权后期的罪行，尽管这样，有很多人还是十分情愿地犯下了那些罪行。而现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曾经处于什么位置，做了什么，都声称那些在各种情况下退入私人生活的人选择了轻松的、不负责任的出路。当然，除非他们利用其私人身份去掩护积极的反抗，但这种选择不足与议，因为，显然并非人人皆为圣贤。但个人的或道德的责任是所有人的事情，况且，有人声称，不管在何种状况下或有何种后果，坚守岗位总是更“负责任”。

    在他们的道德论证中，小恶（lesser evil）的证点发挥了突出作用。如果你被迫面对两种恶，那么这种观点就认为，选择小恶就是你的义务，而完全拒绝选择就是不负责任。那些指责这种论证中存在道德谬误的人通常反被指责为固执一种昧于政治处境的吹毛求疵的道德准则，反被指责为不愿弄脏他们自己的双手；而且必须承认的是，异口同声地反对所有小恶假设的并不是政治或道德哲学（除了康德这个惟一的例外，正是为此他经常被指责，说他坚持一种死板的道德），而是宗教思想。正如在最近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中有人告诉我的，《塔木德》（Talmud）就这么说： 如果他们要求你为了共同体的安全而牺牲一个人，不要放弃他；如果他们要求你为了所有女人而让一个女人遭受强暴，不要让她被强暴。就是用这同样的口气，而且清晰地回应着梵蒂冈在上次战争中的政策，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就教皇和主教的政治行为写下了下述被称为“审慎的实践”的话： 他们“必须提防……因希望那么做可以对某些人有用，而以任何方式纵容恶行”。

    从政治上说，这种论证的弱点一直在于，那些选择小恶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已选择了恶。既然第三帝国的恶行如此恐怖，以至于很难想像它还能被叫作“小恶”，有人可能认为，这次那种论证将彻底崩溃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如果着眼于极权政府的统治技术，那么我们就会轻易地发现，关于“小恶”的论证——远不是仅仅由非统治精英阶层的人从外部提出的——是内化于恐怖和犯罪机器中的机制之一。在使政府官员和大众适应真正的恶时，纳粹有意地利用了他们对小恶的认可。我在众多例子中仅举一例： 在彻底灭绝犹太人之前存在一系列渐进的反犹措施，由于人们被告知拒绝合作就会使事情更糟，因此每一项措施都被接受了——直到那个再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阶段。这种论证在最后阶段也没有被抛弃，而且甚至在其荒谬性已昭然若揭的今天——在对霍赫胡特戏剧的讨论中我们再次听说，梵蒂冈无论以何种方式提出抗议都只会使事情更糟！——仍继续存在，这个事实着实令人异常惊诧。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那些以各种方式都完全与其指导框架相矛盾的现实，人类的心灵是多么不情愿面对。非常不幸的是，诚如俗话所说，人易使而难劝： 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从经验中学习就意味着开始去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去应用那些范畴和公式，这些范畴和公式深植于我们的心灵，但其经验基础久已湮灭，并且其表面的合理性在于它们理性上的一致性，而不在于能够充分解释实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