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书摘

    我认为在这里提出我的第二个个人主张是恰当的。如果因我的“居于判断之位”而引发的这场热潮证明了(就像我认为它已证明的那样),在面临道德问题时我们大多数人是多么不安,我得承认我自己也并非感觉安稳。我的早期心智形成于一种道德问题并不引人注意的氛围之中。我们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下被教育长大: 合道德之事乃不言而喻。关于那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品性的端正品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年轻时代的看法;所有对这种德性的坚执都被我看作平庸乏味,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当然之事,所以也就无足轻重——例如,在评价一个人时它就不算一个关键品质。当然,偶尔我们也会碰到道德软弱、缺乏坚定或忠诚的情况,即在承受压力时那种奇特的、几乎自动的屈服,特别是在公共意见的压力下,这些意见如此准确地反映着特定受教育阶层的观点,但我们不知道这种事情有多严重,至少不知道它们将导向何处。我们不太知道这些现象的本质,我担心,我们对此的关心比我们知道的更少。是啊,事实证明我们将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学习。对和我同时代且出身相同的人来说,这个教训始于1933年,而当不只德国犹太人,而是整个世界都已开始注意到那些一开始没有人相信其可能性的恐怖之事时,它并没有结束。自那时起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它绝非不重要,可以被当作最初12年(从1933年到1945年)所取得的知识的补充和衍生。我们中的许多人需要用过去的20年来接受的,不是在1933年发生的事情,而是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直至那痛苦的结局时所发生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个人的悲伤和哀恸,而是那种恐怖本身,就像我们现在都看到的,没有一个相关的当事人能够与它和解。德国人为这整个可怕的事件制造了一个很成问题的词语: 他们“不可把握的过去”。啊,看起来仿佛是,今天,这么多年之后,德国的这个过去对文明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变得有些不可把握了。那时,这种恐怖本身,以其赤裸裸的残暴,不仅在我看来,而且在其他许多人看来,超越了所有的道德范畴并摧毁了所有的辩护标准;它是人类既不能充分地惩罚也不能宽恕的行为。我担心,在这种无言的恐怖中,我们都倾向于忘记那些我们曾经领受,并在法庭内外的无数讨论中将再次领受的训诫,而这些训诫是完全合乎道德且易于掌控的。

    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人们从中无法得知其他,还有一种根本不恐怖但令人厌恶的经验,在这种经验中人们的行为要接受一般标准的判断,为了区分这两者,让我首先来说一个虽然很明显但极少被提及的事实。在我们早期非理论性的道德教育中,要紧的从来不是罪犯的行为,对于他们,甚至那时就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抱有任何期望。因此,集中营里冲锋队的兽行和秘密警察的拷打室引起了我们的愤怒,但并没有造成道德上的不安,并且,如果对那些其观点许久以来已经成为常识的纳粹掌权要人的言论感到道德义愤,那确实就奇怪了。那时,新政权加于我们之上的就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政治难题,其中的一方面是犯罪行为闯入了公共领域。我觉得我们也已为残忍的恐怖后果作好了准备,并且如果说这种畏惧使大多数人变成了懦夫,那么我们会欣然承认。所有这些事情都可怕而危险,但它们没有引起任何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只是随着“合作”现象的出现才产生,也就是说,它不是产生于恐惧激起的虚伪,而是产生于那种不愿错过历史列车的急切态度,产生于那种诚实的一夜之间的改头换面,它轻而易举地就降临到各行各业及各种文化程度的绝大多数公共人物头上,对他们来说,毕生的友情可以被摧毁、抛弃。简而言之,困扰我们的不是敌人的行为,而是那些对此处境无所作为的朋友们的行为。对纳粹的兴起,他们并没有什么责任。他们只是对纳粹的胜利感到震惊,并且不能针对所谓的历史判决而坚持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把纳粹统治早期阶段这种个人判断的而不是个人责任的全面崩溃考虑在内,就不可能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确实,这些人有好些都迅速醒悟了,而且众所周知,在1944年7月20日事件中那些为针对希特勒的阴谋而牺牲的人们里,有许多人曾经与纳粹政权有联系。我认为,这种很难为局外人觉察的德国社会早期的道德瓦解,就好似道德在战争中全面崩溃的一种预演。

    我让你们注意这些私人事件,目的不在于与对我的谴责辩论,在我看来这些谴责不着边际且傲慢,我是意在讨论一个似乎更合理的疑问,即那些对道德问题极少有精神或概念准备的人,是否有权利讨论道德问题。就好像是,所有事情我们都必须从零、从懵懂——即没有那些包容我们经验的范畴和一般规则的帮助——开始学习。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所有那些对道德问题有充分讨论资格而且对它们极为尊重的人们,事实证明,这些人不仅无能于学习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他们容易屈从于诱惑。就像我们会明白的那样,“二战”期间及战后他们对这些传统概念和标准的应用,已用事实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所有这些概念和标准已变得多么不充分,以及,与实际情况相比,它们体系化的程度和被应用的程度是多么低。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事情讨论得越多,一个结论就越清楚,我们发现自己实际上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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