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实主义者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反，在他于数据库中分析的自17世纪中叶以来的94场战争中，只有19场系安全原因引发。更有趣的是，这些战争没有一场与“权力转移”有关。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也仅有8场，而且主要是在18世纪。而在62场战争中，地位都是首要或者第二位的动机，有11场则与复仇有关。而争取地位与报复敌人的行为，都是由情绪推动的，因此可以说，情绪要为近几百年来的战争负首要责任，而讽刺的是，对情绪因素的研究恰恰是国际关系学所长期忽视的。勒博的研究角度与结论挑战了传统的战争起源学说，这是本书最大的新意所在。

    为什么勒博认为在现代各国开战的冲动大大降低了呢？因为发生了三种思维方式方面的变化。首先是重商主义思维不再盛行，理性的领导人日益形成的共识是：财富不是有限的，一国之得利并非必然要以另一国受损为代价，与他国展开共赢的合作是增进经济福祉的最佳方式。不过，衡之以现实，这一乐观判断有时也会受到历史的嘲讽，如一战前夕一些自由主义者曾乐观预言，欧洲各大国经济上的紧密依赖已使世界大战变得得不偿失，事实却证明各国领导人并不像经济学家那么理性。但观念确实或许是以渐进、缓慢的方式变化的，至少，单纯为获得物质利益而发动战争，将日益成为一种愚蠢行为，从而为政治家所摒弃。

    第二个变化是集体安全观。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是其雏形，奥地利、普鲁士与俄罗斯试图以安全合作方式维护欧洲稳定。在20世纪，经过国际联盟的失败尝试（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之后，各国联合构建了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免“后世再遭今日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西方国家则组建了“北约”。不可否认，这些集体安全机制有各自的缺陷，但毕竟好于过去各国以单打独斗方式来维护安全的做法，因为后者很容易催生“安全困境”。

    在勒博看来最为意义重大的思维变化是各国对于“地位”的看法，毕竟地位是最重要的战争动机。在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早期，获取国际尊重的捷径或许是发动战争赢得军事荣耀，而现在，国际地位与军事胜利的相关性大大降低了，有时只要发起战争就会有辱国际形象，即使把仗打赢，也会损害国际地位。在战争的边际成本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以把资源投入和平的途径来提高国际地位，变得更为有效。在这方面德国也许是个好例子：和平主义赢得外国的赞誉和尊敬，反过来促使它更坚定地在和平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国力日益强盛。这也是对权力转移导致战争理论的挑战，因为如果崛起国家要提升国际地位，更高效的选择是不发动战争。

    勒博基于历史文件与数据的研究颠覆了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比如，领导人经常会为了转移国内人对内部矛盾的视线而发动战争，而勒博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进攻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也许是鲜见的例子之一。

    本书还激烈地挑战了权力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支配性大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许对崛起大国不利，后者遂诉诸战争来改变秩序，争夺权力，因而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战争或许不可避免。近年来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把中国崛起与20世纪上半叶德国、日本的崛起相比，讨论中美战争的危险性，就带有强烈的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子。但他们也许忽视的一点是，这番比较的前提就是错的，因为一战与二战并非如权力转移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是德国（日本）作为崛起国为击败大国、重塑国际秩序而发起的战争。相反，史料表明，一战各交战方都视自身为防御者，而德皇作为德国的参战决策者，主要是为了荣誉而选择在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投入战争。而且，如果权力转移理论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战争胜利者会安排国际秩序，使之有利于自身，因而其力量相对于失败者会上升，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法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拥有相对于普鲁士的国力优势，而德国在二战战败后，到1960年实力就又超过了英国和法国。这番探讨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是，当人们拿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一些历史场景比照时，其理论出发点也许就是不稳固的，这进而让我们对任何所谓中美（或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的说法产生深刻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