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勒博的理论从一个角度看是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复古。古人也许比今人更愿意承认，引爆战争的是激情而不是利益，拿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来说，是对美女海伦的浪漫争夺，而不是阿伽门农夺取特洛伊商业利益的勃勃野心。只是到了现代，利益才成为主导性话题，而激情因素因为难以测度、难以捉摸而被从学术研究中驱逐出去。而且，从长期看，他的理论可能不是把我们引向“审慎乐观”的结论，而是悲观的结论：如果战争的主要动机不是安全、利益等冷静的算计，而是对地位、复仇等情绪目标的追求，这些动机不是更难被消除吗？也许可以说，人类的战争冲动本身并未减弱，只是受到了当前国际现实与观念变化的制约。

    所以，勒博与现实主义者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即使是现实主义的大师摩根索也同意，维护和平更多地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品质，而不是力量平衡的状态。对于阻止战争的爆发，领导人的观念异常重要。如果他们都像1914年的欧洲各国元首一样，认为大国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如果他们具有远见、勇气和自我控制力来避战，战争的几率会降低。虽然勒博一直在强调文化和意识，他并未像对待权力转移理论那样，雄辩地彻底驳倒现实主义及均势理论。意识与利益依然在同时起作用，要真正远离战争时代，不仅需要领导人及普通公民有强烈的珍惜和平意识，而且要让致使各国更难以从战争中得利的这种当前的国际经济与法律秩序维持下去，不被破坏，而是更趋改进。导致战争风险降低的当前的国际秩序，并非人类与生俱来就享受的恩典，而是历史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练之后凝结的精华，尽管它仍存在很多让人不满甚至愤怒的缺陷，仍需理性地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