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的意义

    日报：阿伦特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事实上她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同时也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给予颇多关注，她的政治判断理论在现实政治共同体的有效性怎样体现？
    贝纳尔：阿伦特判断理论所依托的是一种旁观者的判断，她认为诗人与历史编纂者是典型的旁观者，但我们大可将旁观者的身份扩展到媒体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并不参与“行动”的公民。任何时候，你翻开一份报纸，或者打开电视关注一条新闻，去发现、去评价、去判断这个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你都扮演着阿伦特意义上的“旁观者”，并且对你自己以及你所在的世界产生了意义，这就是它的有效性。
    日报：这种反思性的判断怎样影响行动？
    贝纳尔：在阿伦特看来，反思性的判断达成了对人之行动的救赎。当然这里面牵涉到阿伦特整个政治理论的概念体系。简单来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二战的获胜方是纳粹德国，那么，纳粹给犹太人带来的那场人神共愤的屠杀可能就会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强行从历史记忆中抹去，我们不会有面对那场浩劫的反思，从而生活在一个纳粹统治的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可以拥有自由去崇敬那段为人之尊严而战的历史，去反思那场揭露人性黑暗的灾难，而这种对过去的判断不仅是对那些经历苦难与伤痛者的救赎，同样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救赎。
    日报：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其所有著作中争议最大的一部，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有些人认为阿伦特将艾希曼的恶行归咎于“无思”之失完全是一种来自于知识分子的谬误，将人划分为有思之人与无思之人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愚蠢的傲慢，阿伦特的观察无论是对艾希曼本人还是对犹太组织都与事实不符，您怎样看？
    贝纳尔：是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确实是争议非常大的一部作品，我们不能说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即便阿伦特极富洞见地认为艾希曼的罪行源于“平庸之恶”，也不能将这种“平庸之恶”概化为所有纳粹党人作恶的根由。我认为，阿伦特并不是为了讨论艾希曼或者纳粹本身而写这本书的，她的目的在于揭露现代社会通过使生活其中的个体感受到自身的无意义，从而完成对人之为人的道德责任的消解，个体不再具有自主性，从而不具有道德或者公民责任。我想阿伦特的这个现代性批判的价值并不会因为其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褪色。

    反思现代社会的立足点

    日报：你认为阿伦特政治之思的核心是什么？
    贝纳尔：阿伦特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一种对人的意义的追寻，个体作为转瞬即逝的生命载体怎样在对抗必然性的过程中获得永恒。当然，如果我们以整个宇宙作为参照，任何人、事、物都将化为乌有，对于阿伦特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言说与行动，通过事件与故事建造起一个“永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找到向死而生的意义。至少在阿伦特看来，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完成了这样的救赎，这也应当是我们反思现代社会的立足点。
    日报：在阿伦特的概念体系中有很多重要的议题，政治与哲学、真理与意见、事件与过程等等，就像你说的，阿伦特对古希腊的政治生活颇为推崇，但是在她的批评者看来，正是她的这种诉诸古希腊的理论建构，使得她思想看上去过于审美化而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贝纳尔：我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回到古希腊政治。如果阿伦特鼓励或者希望我们回到古希腊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至少在西方的传统之中，常常会出现古今之辨，我们会依托古典的哲学文本来重塑古代世界，从而穿梭于古今之间做出对当下的评判。卢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思考方式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古希腊的乡愿，但仅仅有这种感情上的期盼是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的。阿伦特并没有止步于这种乡愿，她的思想实验深刻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点才是真正值得后人推崇的，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依然阅读她了。
    日报：阿伦特是一个充满争议又极富洞见的原创思想家，你认为她的理论对当今学术界以及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何在？
    贝纳尔：我认为，在现代英语学术世界，尤其是北美地区，罗尔斯、阿伦特、哈贝马斯、福柯是最重要的四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可能是第五。阿伦特生前的影响远不及她去世之后。对阿伦特的追捧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学术界，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人们对她的思想同样有强烈的兴趣，她的康德讲稿已经有了近10种语言的译本，最近又在俄国和波兰翻译出版，土耳其语的译本也将很快刊行。谈到她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我想最有关联的可能是1989年以来在东欧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阿伦特对布拉格的异见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我做过专门的讲座。这些知识分子收藏了很多关于阿伦特的禁书。当然，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她的思想对布拉格社会运动的实际影响如何，我只能说她的思想给当时处于变革社会之中的智识阶层带来了极大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