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贝纳尔（Ronald Beiner）阿伦特研究专家、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贝纳尔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判断，著名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以及诠释学研究者。
    贝纳尔认为，在现代英语学术世界，尤其是北美地区，罗尔斯、阿伦特、哈贝马斯、福柯是最重要的四个政治哲学家。对阿伦特的追捧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学术界，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人们对她的思想同样有强烈的兴趣。

    康德对阿伦特影响至深

    1970年，阿伦特受邀在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学，《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主体即为当时备课稿的整理。讲稿中所呈现的内容，被认为是阿伦特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心智生活》未能完成的第三卷“判断”的预备。系统思考人类的精神活动，是《心智生活》的主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汇编了阿伦特关于判断问题的核心文献，并对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方向作出了解读。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通篇演绎的是一个关键词：“判断”。阿伦特认为，自由体现在对公共世界里上演的事件进行“判断”，自由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有参与，有判断，才有自由。阿伦特在本书中对“判断”的论述，标志着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走向成熟，是她核心政治哲学的完成。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通篇演绎的是一个关键词：“判断”。阿伦特认为，自由体现在对公共世界里上演的事件进行“判断”，自由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有参与，有判断，才有自由。阿伦特在本书中对“判断”的论述，标志着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走向成熟，是她核心政治哲学的完成。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不是对既往伟大思想的诠释，而是关系到阿伦特的整个理论创造（不论她的这一理论创造是否成功），它对了解阿伦特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说。
    罗纳德·贝纳尔编著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对阿伦特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译本已于去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在多伦多采访了贝纳尔教授，他的回应将为读者理解阿伦特思想提供一种更加清晰与专业的理论视角。

    针对过去的判断

    第一财经日报：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判断为何？
    贝纳尔：判断是人们力求于普遍之中为特殊定位的能力。我们会去判断艺术作品的高雅抑或低俗，美妙抑或丑陋；去判断个人行为明智抑或愚蠢，道德抑或不道德；去判断公共政策周详抑或偏颇，可行抑或徒劳。我们时常需要做出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过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好生活，端赖于他在每个关键时刻所做的判断是否正确。纵观汉娜·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她的政治判断理论主要是一种针对历史、针对过去的判断，从这种回溯性判断中，我们可以择取或探寻到过去对当下的意义。我认为，判断作为一种人类基本能力的哲学之思应当远不止对过去的判断，一个身处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无可避免地要对周遭的一切做出判断，因此，阿伦特对判断的思考，从广度上说，稍显不足。
    日报：你对政治判断问题有过颇为精深的研究，为何以阿伦特的判断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贝纳尔：还在麦吉尔大学的时候，我对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兴趣。当时读了《人的境况》这本书，“惊为天人”。接着我读了她的《共和的危机》，同样受启发颇深，康德思想与审美判断可以被视为阿伦特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她的判断理论与很多其他思想家对判断的思考暗合，比如伽达默尔、卡维尔、维特根斯坦等等，我对他们的思想同样很感兴趣，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仍然有很多人致力于康德作品的研究与出版，多多少少可以证明我对判断问题的关注没有错，阿伦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致力于对人之判断能力的研究，将判断能力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即便她没有完成写作便与世长辞，她的判断理论仍然为我们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
    日报：你认为在当今社会，政治判断的重要性何在？
    贝纳尔：显而易见，没有好的判断，就没有好的政治生活；没有好的政治生活，我们将陷于危机之中。当然，对身处现实生活当中的政治人来说（这里的政治人并不专指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而是指所有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积极追求良好政治生活的公民），关于政治判断的理论或者对判断行为的理论反思是否有助于践行其政治判断仍然是个问题，但是，如果判断力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人之能力，那么对它重要性的研究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并不依赖于它是否可以被付诸实践，人之为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在于我们会不断反思“何为”与“为何”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