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维尔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在班维尔看来，永生非但不会赋予生命以分量，反而正因为缺少死亡这一庄严的认可，生命中的行为反而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来而变得只剩下了表象。宙斯之所以热衷于与凡人女子做爱，是因为他渴望那种生死与共的爱情，因此在化身亚当与海伦做爱时卑躬屈膝地恳求海伦记住他。可是作为永生的神，他不能以永生的形象进入凡人的生命，他必须化身为亚当，而海伦记住的只能是亚当。或者说，既要永生，又要死亡赋予行动的那份分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宙斯永远只能在表象中游戏，而这使他丧失了神的尊严，“他就像一个不幸的男孩，比如说，一个放羊娃，蜷起身子藏在一片阿提卡树丛里，一边偷窥着一群仙女洗澡，一边疯狂地手淫，时刻抑制着痛苦与狂喜交加的叫喊。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这位可怜的老头子。她们不会爱上他的——她们甚至不知道跟她们做爱的那人就是他”。这让人想起西蒙娜·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是死亡使人的选择变得神圣。 因此，反讽的是，在《无限》中，不死的神祇们最渴望的反而是死亡。

　　亚当·戈德利一家的故事则围绕着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亚当展开，直到他最终离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不过最突出的是他们的种种思绪都与记忆纠缠在一起。记忆是班维尔的突出特点，也是他的突出弱点，因为他笔下的几乎所有人物都处于记忆的纠缠之中，而且人物不分性别、身份和年龄，所有人记忆的语言和风格都非常相似。不只一本书如此，班维尔的许多作品都因为这些相似的记忆打上了鲜明的班维尔烙印。与之相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则高明得多，斯蒂芬、布卢姆和莫莉的联想在用词、意象和思维方式上都各不相同，与乔伊斯赋予每个人的身份特征符合符节。

　　即便如此，记忆对于班维尔来说仍然至关重要。记忆是区分班维尔和布莱克的主要标尺。班维尔也写犯罪，比如《幽灵》的主人公蒙哥马利因为敲诈别人而走投无路，只得去偷一位朋友家里的荷兰绘画，被女仆发现后又绑架并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女仆。蒙哥马利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渣滓，有的评论家却称“蒙哥马利首先是个绅士，然后才是个杀人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正因为蒙哥马利回忆时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有如一位绅士。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蒙哥马利的犯罪，不如说是写一个执行犯罪行为的人对自己在各种处境下的感受的分析，这让蒙哥马利的主动犯罪反倒带上了被动的色彩。而布莱克《堕落的信徒》的主人公奎克则更像一位绅士，被动地纠缠到贩婴团伙的罪行之中。奎克的绅士特征体现在他对正义和善的坚持，与蒙哥马利的被欲望所支配完全不同。不过，虽然奎克是一位绅士，他并没有像蒙哥马利那样“绅士般地”对自我、对生命加以追问，因为，他是布莱克通俗小说的主人公。

　　记忆是班维尔赋予生命的华彩乐章，生命因为记忆而变得厚重丰富。《无限》叙述的只是短暂的一天，却因为人物的记忆而变得丰盈多彩，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班维尔似乎越来越接受了生命的短暂和偶然，但他也似乎越来越从记忆中找到了短暂中的绚烂。所以虽然同样以对死亡的反思结束，《无限》却得出了比《海》积极得多的结论：“在这个世界里，不论他们的一生多么短暂、多么脆弱，他们都能生活在自我的黄昏里，在这个地方，既孤独，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会死去，却永远固定在一个灿烂、永恒的瞬间。”

　　这便是生命的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