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没有孩子，但她比许多母亲更了解包含在“诞生”经验中的新奇、自由和新的可能性；每一个母亲都会为新生儿超乎想象的活力、创造性而赞叹，阿伦特也为由于人的出生而带来的新开端深深惊异。在她看来，人的诞生证明了行动总是可能的，出生的新开端能被人们感受到，仅仅因为新来到世界上的人具有行动的能力，即开端启新的能力。在建国、立约、宽恕、革命等政治经验中，她看到了人类行动的特质：出乎意料的开始、无来由的希望、划时代的光亮。但同样基于人类的“诞生性”条件，行动就无法被人为地“创造”，只能小心保卫它的界限，不被其他活动所侵蚀，并谦卑地守护多样性和自由生长的空间。在关于美国是否面临教育危机的讨论中，阿伦特呼唤对世界的爱（Amor mundi），指出教育的传承功能在于把孩子带入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要让新来者有创新的机会，不是给他们一张白纸去画完美图画，而是保留旧的世界供他们自由选取、判断。世界之爱正是“出于对新奇事物、新开端的爱所萌发的，对世界及其包含的一切自然与文化事物的动情呵护。”

　　从1906年到1975年，从德国到巴黎到纽约，阿伦特一生的跌宕起伏是20世纪犹太知识分子的缩影，很多人不能理解她在艾希曼之争中对其犹太同胞的尖锐冷酷，但是否想过，她也有理由恨这个世界，而不是告诉我们要“爱这个世界”，尽可能去理解它、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