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矛盾的心态弥漫在帕慕克笔下的每一个故事中：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帕慕克让传统的土耳其细密画和西方的法兰克福画派彼此血腥厮杀；在《黑书》里，帕慕克让那个懦弱的知识分子卡利普在伊斯坦布尔传统的老城区和西方化的新城区，在土耳其古老的宗教文化和吹捧革命的激进理念之间来回跳跃；在《雪》中，帕慕克更是创造了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唯唯诺诺的土耳其诗人角色，他最后毁于一座偏远小城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斗争。这一切，就是我们始终在传讲的帕慕克笔下的“呼愁”。这种“呼愁”的表面看去是一层淡淡的哀伤，深藏其中的却是历史包藏的纠缠不清、鲜血淋漓的斗争和厮杀。 

    土耳其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尴尬角色，这种尴尬并不因为这片土地曾经存在过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得以消弭的。奥斯曼苏丹在日常生活中注入西方元素，并非主动追求时尚和先进的后果，而是被动地被近代西方文化吸引的结果。所以，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民族主义也好，“帕慕克们”采取的清算历史的做法也好，对解决这样的尴尬都无济于事。 

    现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则重新选择了伊斯兰教，试图借此再次界定土耳其的“心理边界”和“历史边界”，以从这个角度解决上面的那种尴尬。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埃尔多安的道路还是基于他的成长背景而做出本能反应而已，在本质上仍旧是加深了横卧在加拉太桥上的那条“沟壑”。埃尔多安的传统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给土耳其带来清楚的未来。 

    三、如何填平那道“沟壑” 

    有的时候，抛开所谓理性的理论分析和社会判别，不刻意去区分西方亦或是东方，坦然地接受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倒是反而会令那道“沟壑”慢慢消弭。 

    在距离距离土耳其第二大城市伊兹密尔9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滨临爱琴海的小城——库萨达斯。对于许多国内过去的游客来说，这里可能是游览以弗所古城的中转站，但对于许多西方游客来说，这里却是爱琴海边一处重要的度假胜地。 

    我们去年12月去的时候正值旅游淡季，这座据说暑期会挤满游客的小城显得极为空旷。在距离海边不远处，有一条旅游步行街，我们6点多到达那里时，街两边的店铺已经关的差不多了。就在这条不长的步行街上，我们不仅吃到了土耳其最好吃的烤肉卷饼，而且还在土耳其的旅行途中第一次碰到西方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和汉堡王，下次再碰到这样熟悉的牌子，已是回到伊斯坦布尔的事了。 

    在库萨达斯的这条步行街上，麦当劳和汉堡王与土耳其烤肉店安静和谐地共处一处，起码对我这样的外来者来说，在惊讶于异乡风情的同时，也不由地生出一种亲切感。全球化（当下事实上的西方化），在这样的时候就不能算是一种坏事。我想，当一个土耳其人前往遥远的中国旅行时，看到这些类似的快餐店，恐怕也会油然而生出一种特别的感动吧。 

    我们必须承认乔治·瑞泽尔在《汉堡统治世界》中，所表达的对“麦当劳化”世界的担忧有一定理由，但把这种夸大这类担忧是不是就太杞人忧天了呢。资本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或西方化）俨然已经成为事实，但对于那些依旧沉浸在对久远回忆中的东方古国们来说，这个事实直到今天都难以承认。如同当年的奥斯曼苏丹那样，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和日常生活中拼命地追逐着西方的品味和审美，一方面却在心理上执守所谓的传统和特色而用力地排挤西方。于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就只能像徘徊在历史和现代的夹缝中的鬼魂，不知去向而首鼠两端。 

    这样的困境，是埃尔多安的政策没有瞻顾到的，也是帕慕克的故事中没有讲述过的，但它们的确就一直鲜明地竖立在传统的苏丹艾哈迈德区与时尚的贝伊奥卢区之间，树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或许还树立在与土耳其一样，那些背负着传统和历史而徘徊在普世价值门口的犹疑不决的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