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于诗文赏析之道多鄙夷不屑，以为概属饾饤之学，不及耍弄理论操持概念来得虎虎生威。其实中国文学本就有摘句批评之传统，有时于一句里识得分寸，一字间辨析微茫，足令人有思理折进的快感。而这一字一句的体悟，其实恰恰依凭着对于整个传统流变的深谙于心。

    譬如本卷中论柳宗元《钴鉧潭记》，于串讲释文之外，金先生指出宗元游记“以峭以健以峻见胜”，并引陈衍《石遗室论文》“写钴鉧形颇肖，又极大方”一语，点出晚明竟陵派的游记小品，虽有佳处，终究“失诸诡拗”，少了一份“大方”，三言两语，便将柳文与竟陵派文剖抉精审；再如论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这68字的小文，金先生并未就文论文，而是一笔荡开，指出这篇小文之所以能历千余年而流传不灭，是因“审美的趣味固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应该变化，但长期的由历史凝聚、熏陶的审美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脚所踏的还是几千年来祖先践踏过的泥土”；论阮籍《咏怀诗》第五十八，特为点出魏晋文士确在逃避现实，“然而分明是在现实生活中呼吸的人，特别像阮籍那样学识高深的文士，为什么会对现实由厌惧而逃避，这就使我们从他心灵窗口里窥见时代的魅影”。而诚如他接着说到的，“诗的价值，认识大于鉴赏”，换言之，相较诗法文理的晓畅娴熟，作者于文心人情的悬解独照怕是更其重要，如其论苏轼《记游定惠院》，“名花绝艳，诗人衰朽，同落天涯，故尤可叹息。同游虽有好友，但后会未知何日。此文题为《记游定惠院》，实则只是作个由头，还在抒写聚散之无常”，正因金先生自己对人生聚散不定有深切之“认识”，方能于小文中窥见坡公内心深沉的感慨。此亦为何世间诗文赏析之作可称泛滥，而金先生之名终不可掩，盖其学识渊博之外别有兴会，不拘于所谓赏鉴，而是于认识中自存赏鉴。

    金先生一生不可谓顺遂。而晚年文名大著，自赖其文笔渊雅，学有本原，论事析理，每能切中肯綮，却无文人忮刻之习。编辑家与赏鉴家的身份或许无意间使金先生能在波云诡谲的时代里即便不得作文，亦犹可亲近文章书本——— 对读书人而言，这比什么都重要。飘风不终朝，终有机会再拈笔管。如博尔赫斯所言：“一名作家，或所有的人，都应当把发生的事看成是一种工具。”多年来的古典文学编辑与赏鉴经验，不妨看作是对金先生文章面目的一种陶铸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