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长篇小说《蛙》中，通过蝌蚪这一人物的塑造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和软弱。《蛙》前面的几部分，还是写他熟悉的高密。第四部分，蝌蚪回乡后，关于高密东北乡的描写是中国现实的描写，把高密东北乡当成中国当下社会的缩影来写，这是莫言的“野心”，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们的“野心”。

　　城市题材何以缺乏厚重感

　　所有大作家都是超越题材的写作。如果说过去城市文学的地位无足轻重，不太有必要去在意概念如何命名；那么在今天，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偌大的存在。而在中国当下文坛中，城市文学显然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写作领域，仅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例，历史题材的作品显示出特别优势，“重大题材”似乎格外受宠，形成了茅奖获奖作品的“厚重感”。而城市题材的作品屈指可数，只有孙力、余小蕙的《都市风流》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可算作城市文学。

　　评论家胡平觉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厚重感中，社会性和历史性内容往往不可或缺，人的命运感不可或缺，如《你在高原》所表现出的。这也要求作者对社会和历史、对人的命运有较深切的体验。中国的青年作家许多善写都市，这一点老作家往往不如。今天的小说读者主要是青年，所以青年作家的作品销量较大。但纯城市题材为什么不容易获得“厚重感”呢？因为都市太复杂，不容易看透，也就不容易写出重量。都市的背景和根是乡村，一个有出息的中国作家，一定要了解整个中国，才能成为大作家。城市题材也能出大作品，在以后的茅奖中一定会占据重要位置。

　　对于这一现象，评论家孟繁华表示，不是今天的小说不好，而是时代使然。“50年代的这批作家所建构起来的现代白话文学的高峰，年轻作家可以超越但会感到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这是对“60后”和“70后”作家的挑战。”

　　杭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洪治纲认为，90年代以后的城市文学有三个特点：一是城市的地域性在减弱，文化的混杂性在增强；二是城市的市井味在淡出，都市的精神分裂感在增强；三是90年代以后的城市文学，思想深刻性在衰退，审美的感官化在增强，而且非常突出。90年代以来，新一代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到地域感了。比如盛可以写的是深圳，但她的小说背景放到广州或上海都没有问题。而上海的本土作家，比如潘向黎、滕肖澜、张旻、夏商、须兰、路内、棉棉等作家的书写中，也很难找到一部作品像王安忆那样书写小弄堂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没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小说中的城市背景置换成其他城市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他们小说中文化的混杂性，尤其是时尚性的不断强化却非常明显，即内在的冲突非常明显。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相对于乡村文学的持续兴盛，城市文学本来在新文学历史上已达到的成就，在当下的写作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城市文学的不足，主要是对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精神把握能力的欠缺。“并非面面俱到地写城市就等于拥有整体把握的能力了，这恰恰是没有整体把握能力的一种表现。所谓整体把握，是指对城市的精神和城市人的精神的探知。”施战军说，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写城市并不被看好，直到新生代作家才开始大量写城市，但他们对于城市描摹也几乎是状态式、情绪式的堆砌之态，压盖了对精神的穿透性认知的意图，表现出的是暧昧的、飘忽的、碎片化的城市。城市现代性精神的形象化方面还没有真正的长篇力作，恰恰给现时代的作家们提供了创造的可能性。对城市精神和城市人精神具有穿透力的把握，是目前文学创作的疑难所在，也是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