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静先生说：“1962年，我写给天野的第一信，只是一本发表我在《文物》月刊有关古农书的文章（应是《〈种艺必用〉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并没有书信。他的回信，说他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农书，并把他已经出版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大册寄给我。信中还说已经读过我的　《梦溪笔谈校证》。我为了答谢他寄自己的著作给我，我也把《梦溪笔谈校证》寄赠一部给他。回信并告他说我在编中国农书目录”。
　　道静先生与天野元之助先生的交谊，完全缘于中国古农学史的研究。据道静先生回忆，从1962年至1966年上半年，他们间的学术通讯，主要是对《救荒本草》、《农桑经》、《陈旉农书》、《农政全书》、《事林广记》、《王祯农书》研究，以及天野先生的《中国农业史研究》撰写与道静先生的　《梦溪笔谈校证》译读等的学术交流。
    在道静先生与天野元之助先生的交谊中，最让人不忍与愤慨的是，这两位老人曾已同在上海，竟无以相见。
　　据道静先生回忆：“在〔19〕65年初的来信中，〔天野〕就说到要来我国访问，我在复信中欢迎他。但〔19〕65年没有来。〔19〕66年初的来信中，又说到要来；到6月间，又有来信，说7月来我国。我因运动已开始，不知能否见他，所以没有回信给他。到7月，他又有信来，说改期来我国。我还是没有回信。到11月，来信说了确定的访问期在12月初，我也没回信。”道静先生之所以不回信的原因，已毋庸赘言。
　　1966年12月中旬，天野元之助先生由日抵沪，下榻和平饭店，给道静先生来信告之，翘首以待。然而，单位里奉命行事的Ｌ某却以“交代情况”的手段，阻止道静先生前往会晤。天野先生离沪前，只得将赠道静先生的一点小礼物留在和平饭店，怆然而归。可敬的是，天野翁明鉴道静先生心迹，笃信铮友情谊，不仅仍不时寄赠学术论文等，而且每逢中国传统春节来临之际，寄赠精美贺年卡一枚，以表祈福之意。1977年，甫脱缧絏之灾的道静先生又收到了天野翁的贺年卡。“他老泪纵横，好一阵激动。他再也捺不住了，第一次从自己扫地得来的钱中抽出五角去买了张较为漂亮的明信片和一些邮票，写了恭贺新春的字句，又恭恭敬敬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寄给一衣带水的日本国里的友人——天野元之助博士。”（胡小静：《胡道静与李约瑟》）天野翁得到道静先生亲笔信函，喜出望外，挚友间口耳相传。上文所说的“李约瑟博士在日本友人那里得到‘胡道静仍健在’的确讯”，那位“日本友人”正是天野元之助。
　　劫波度尽的道静先生与天野翁之间，又恢复了鸿雁传书、辨章学术。天野对道静先生的著述活动十分关心，道静先生也对其坦诚心意。1979年4月1日，道静先生为古农学研究著作出版事宜致信天野翁，信中说：“仆旧写之农书目录稿，受‘四人帮’迫害时丧失。‘文革’前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农史及农书论文，极分散，也不容易收集。北京农业出版社好意愿为辑集印一小册，正在分别抄录中，将来用《农史·农书论集》的名义出版。仆念久蒙老博士知爱，多予鼓励，但成就甚少，中心甚愧。今此小册，徒留纪念，敢乞老博士推爱赐题扉页，未知能蒙俯允否？有一设想：因书名中间之‘·’，毛笔书写时不易处理，所以想请用一个小写的　‘と’　字代替‘·’　的符号，其题写方式试拟如《农史と农书论集》。这个方式未必合适，如老博士另有方式，即乞尊便。仆若求得尊题，不胜荣幸；农业出版社亦必高兴，将来读者亦必认为这是日中两国人民友谊表现之一端也。”
　　天野翁不仅依道静先生之请，题写了书名，而且寄来了那帧珍贵的肖像照。
　　1979年6月20日，道静先生在给天野翁的信中说：“热烈欢迎您老人家在明年春天再次莅临敝国访问！这次我一定能够拜晤老博士，亲聆教诲。”
　　殊料，天野翁竟于1980年8月9日仙逝。道静先生闻讯，悲恸之情，无以言表。在天野翁题签的《农史·农书论集》中，道静先生不仅将天野翁肖像照与题签作为插页，置于全书前，还在该书的《自序》中深情地回忆了与天野翁的情谊：
　　“天野翁研究中国农业历史的成就，在举世科学技术史界闻名。他老人家待我极好，殷切通问，恳挚教导，雁书往还，无虑百通。1963年，他的巨著《中国农业史研究》得日本学士院（科学院）奖金，我特致电祝贺。1966年冬，他访华抵沪，谋一晤面。时上海局面已乱，我虽尚未被投狱，已失自由。他回国后仍有来信，不能得复。可是每逢年终，他总是寄一张贺年片到我家中，从不间断。至于寄来他的新著《中国古农书考》则遭‘没收’，至平反后也未能查还。我出狱那年，回寄贺年片一张，他大喜过望，因为他已隐约听到一种传说，讲我因受迫害已经死去。此后音讯重通，当他知我实曾坐‘四人帮’的牢，罪名之一是‘里通外国’，当了日本的‘特务’，来信笑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他也坐了日本宪兵队的牢，罪名是当了中国的　‘间谍’，无独有偶的‘莫须有’的冤陷，使人不能不感觉到：‘四人帮’在那里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同日本宪兵队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