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上”和“下”。现在学界越来越关注历史上的日常生活、庶民信仰、下层社会，这是在沟通学术研究中，对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关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对于上层的、中央的、重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制度等研究比较多，而我们希望在上层与下层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以说明传统精英与庶民社会在思想、政治、文化、信仰上的关系。所以，希望历史研究不仅讨论上层，也应关注下层。“丛刊”所包括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陈怀宇教授著《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讨论的显然不是过去一直讨论的政治、宗教、哲学这些问题，而是讨论深入影响一般社会阶层的一些知识和信仰问题；而中国人民大学皮庆生教授所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讨论的也是宋代社会中民众的祠神信仰问题，并且通过祠神现象，了解宋代更大的思想与文化背景。

　　第三，“中”和“边”。我们认为，无论在主题上、内容上还是在领域上，中心和边缘是常常互相交融和变迁的，不能仅仅守一亩三分地，如果仅仅讨论主流而不关心边缘，比如仅仅讨论儒家而忽视其他宗教，仅仅关注政治而不关心生活，仅仅看到科学而不注意文化，仅仅固守学科传统而不超越边界，这样的研究恐怕不行。因此，其中一些“跨界”的专著，讨论过去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不多的问题。比如，过去的研究或关注科学史，或关注文化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研究员所著《禅定与苦修》，则是用历史学和语言学方法，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的知识来对勘和研究佛经、尤其是佛传，这样的研究虽然懂的人不多，但接续了欧洲印度学佛学的历史语言学传统，很有价值。另一本我们非常重视的专著，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羽田正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这本书得过很多奖，尤其是伊朗的大奖，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亚洲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概念如何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去认知和讨论“伊斯兰世界”——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本真的“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后来认知的、命名的“伊斯兰世界”。羽田正教授的这本书中用到多种语言的文献，目前在中国，这一方面研究还很罕见。

　　简单地讲，这就是“复旦文史丛刊”的宗旨，也是设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初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示范，促进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变化。这个变化我也归纳成三条：第一，希望学者不要只着眼于中国，或只着眼于外国。历史学的研究潮流应该是沟通中外的，甚至要有全球观念，可是，目前国内历史学科却将中国史和世界史严格分开。中外被隔断，很可能导致年轻学人成为没有世界史知识的中国史研究者或没有中国史知识的世界史研究者。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沟通中外。

　　第二，希望培养年轻学者同时掌握几种外语工具的能力。刚刚介绍的“复旦文史丛刊”中，很多书都涉及好几种语言。夫马进教授的书涉及中文、日文和韩文；羽田正教授的书涉及伊朗语、法语和英语的资料；刘震的书也涉及藏文、梵文等。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年轻学者对于多语言的研究方法的兴趣。

　　第三，希望能够跨越学科进行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我们一直希望在本校好几个一级学科上进行沟通。文史研究院设立的博士方向是“亚洲艺术、宗教和历史研究”。这其中，“亚洲”的含义是立足于把中国和世界放在亚洲的平台上。此外，艺术史和宗教学均属于专门的学科；历史学本身有三个一级学科。我们希望能在文史研究院这个平台上沟通不同的学科，而“丛刊”正是包含了文史研究院的这些理念。

　　“复旦文史丛刊”在选编过程中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标准。文史研究院有“学术委员会”和“国际评鉴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我会把书稿的大致情况告知委员会中的两个专家，有4部书稿没有收入“复旦文史丛刊”。在我们最终选出的10种书中，有中文原创，当然有翻译论著，总体而言保持了较高水准，作者中既有好几个院士级的著名学者，也有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

　　到目前为止，“复旦文史丛刊”只完成了一辑10种，看上去很慢，不过将来还会继续出版。目前正在翻译过程中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的《明清的出版文化》；一种是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末木文美士的《日本佛教史》。总之，不论是已经出版的著作，还是将来准备出版的著作，我们对“复旦文史丛刊”的要求始终是，成熟的、高水准的、符合学术新方向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