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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满有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雨果是心怀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神如同白昼。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他留给母亲的只有1.2万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不矛盾。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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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不忘描写浑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造就疾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摘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于律己的。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斗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为何“黑暗”？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雨果在结束这个场景时，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