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海在文学出版领域的发展，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理解里，这几年上海文学出版经历了一个大幅调整、重新起飞的过程。一方面，其取得的成就不言而喻。比如，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的《蛙》获茅盾文学奖，上海出版界首次获得这项国内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再者，上海出版社在这五年里历经转企改制和出版重组的大动作，为延续并加强上海作为国内文学创作、文学研究重镇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海文学出版的总体上看，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上海每年出版的文学新书达1200种以上，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上海出版的文学图书，在国内各大文学评奖中，也是拿奖大户。同时，上海文学出版尤其重视规划和布局。“十二五”期间，上海地区规划了五百种重点图书，仅文学选题就有近百种，在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同类占比百分之二十左右，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少儿文学的四家出版社入选全国重点规划的项目数都位列三甲或五强。总的看，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分量上，上海的文学出版在全国依然处于重要地位。
　　就局部而言，上海四大文学出版机构在面向读者、面向市场方面做了重要调整后都有巩固和提高。陈昕举例表示，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莫言、苏童、韩少功等重量级作家作品集，撑起了原创文学重镇的地位；外国文学出版方面上海一直最强，但在十年前有所滑落。最近五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每年保持了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增长，市场占有率名列全国第一；　在古典文学方面，上海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文学丛书”已推出130多种，“近代文学丛书”也出了40多种，在国内无可替代；　上海在儿童文学出版上有一段时间表现低迷，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气色。秦文君作品系列等在图书市场上表现突出。“另外，世纪文景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及港外文学作品，文睿出版青春文学作品，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世纪出版集团之外，还有以盛大文学为代表的网络文学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资源。可以说，上海文学出版门类齐全，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布局，且均处于良性发展状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上海的文学出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坚持自己的出版理念。陈昕表示，当规模和利润成为社会和业界衡量出版集团价值最重要的指标时，整个上海，包括世纪出版集团却依然踏踏实实耕耘在见效奇慢的“主业”和“内容生产”上。“我坚信，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演进路途中，关键在于是否有真正优秀的文化内容、价值观念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
　　在陈昕看来，出版要做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要在价值引领上有自己的追求。而文学阅读水准的高低，也是衡量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外地很多文学畅销书是书商做的，而我们很少跟工作室合作，因为很多这样的出版能博人眼球，但注定昙花一现。我们也很少出穿越、盗墓之类的文学作品，尽管这些文学样式有存在的必要，且能给出版者带来不菲的利润。但我们更加注重对纯文学作品的打磨。也因为此，才吸引到很多重量级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拿到上海来出版。”
　　陈昕表示，在当前利润主导的出版环境下，强调经济利益的同时，特别要兼顾社会效益。让文学出版真正做到潜入历史、化为永恒。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莫言的《蛙》发行已近20万册；六六的《心术》已发行30多万册；陈丹燕的新书《成为和平饭店》今年8月在上海书展刚刚上市，目前已发行3万册；易中天一个人的著作已达到1.5亿码洋的销量。外国文学作品也不乏超级畅销书。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已累计发行近200万册，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累计发行130多万册，E.B.怀特的《夏洛的网》发行210多万册，卡勒德·胡赛尼的　《追风筝的人》　发行137万册……“这些数据表明，从上海文学出版的实践来看，高水准的文学作品，也完全可以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陈昕说。
　　另外，尽管中国在数字出版领域还没有形成一个可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但它依然是出版未来的方向，文学出版当然也会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数字出版领域拥有一定市场的是电子书2.0，亦即美国称之为自助出版的网络文学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盛大打造了一个商业模式，采用大部分免费阅读小部分微支付的方法，吸引了低年级学生或民工等部分群体参与阅读。但这毕竟是一种碎片化的浅阅读。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占主流的其实是电子书1.0，其内容资源与现在出版的传统图书并无二致。而且学术类专业图书，是读者订阅的主体。以此看，在数字出版方面，我们和西方还有较大差距。但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拓展。我们建立了大型数据库和网络编纂平台。在kindle、亚马逊等上面都有我们的电子版图书销售。这有助于我们在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成熟时，能迅速占领市场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