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馆丛稿二编》收有一篇《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顾名思义，这是陈寅恪给《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上海：佛学书局，民国二十六年6月初版）写的序言。《汇编》作者是谁，陈寅恪没说，仅在序言的首尾泛泛提到“北京图书馆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和“质之大雅君子，亦当为之一笑也”。《丛稿》本《汇编序》曾经做过不少修订，一种修订稿的照片还收进了《陈寅恪先生遗墨》（第173-176页），是直接在初刊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一分，1939年10月，未及收进《汇编》）上做批改。上引两句话，初刊本作“许雨新先生国霖以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来征序于寅恪”和“质之雨新先生，以为何如”。这位名字被删的“许雨新先生国霖”或“雨新先生”，就是《汇编》的作者许国霖（字雨新），他当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在写经组从事敦煌卷子的整理和编目工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欣曾撰有《许国霖与敦煌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第66-95页），是目前唯一一篇专门考证许国霖生平和著述的论文。此文最近收入余教授新出论文集《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第一章，改题为《空谷微妙声：“边缘敦煌学家”许国霖的历史印痕》（第47-80页）。许氏真是够边缘的，也难怪余教授在文章开头就说：“许国霖之生平，没有什么记载，而北图档案又尚未完全公开，因此笔者撰文之初，未能检获直接相关材料。”直到2002年8月举行“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时，余教授才算找到了“直接相关材料”。当时国图组织了一次特展，展品中有许氏《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的底稿，余教授在此底稿中见到一张夹叶，上面抄了两段话，第一段是许氏另一本著作《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下二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6月初版）的内容提要，其中提到胡适写的序言，第二段则是许氏的生平简介：

　　许国霖，字雨新，湖南湘阴人，北平平民大学毕业，曾任国史编纂处征料（按：“料”字似是“辑”字之误）员，湘阴县乡村教育筹办委员会委员，现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编有《佛学论文索引》、《越缦堂东都事略札记》。

　　余教授依字体将此夹叶上的文字定成许氏为出版《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而亲笔写的“呈交商务印书馆之自荐材料底稿”。说是“自荐材料”，我不敢相信。为什么？有胡适的序呗。胡序在全书出版前就已经一稿多投，刊发于《大公报·图书副刊》、《北平图书馆馆刊》和《微妙声》。这已经是最好的敲门砖，还要什么“自荐”呀！甚至根本不需要敲，商务自己就会乖乖地主动找上门来请你出书。另外，对许氏生平的了解，也无待于这张夹叶的发现，因为类似的材料已见于《中国目录学家辞典》（申畅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许国霖”条：

　　【许国霖】 近人，字雨新，湖南湘阴人。北平平民大学毕业。曾任国史编纂处征辑员、湘阴县乡村教育筹办委员会委员、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员等。在目录学方面，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佛学论文索引》。……其他著作有《越缦堂东都事略札记》等。（第335页）

　　可惜余教授未能彻底检索。

　　我们不仅知道许氏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还可以推知他学的是法科。国图藏有一册《平时国际公法》，是北平平民大学法科二年级讲义，由张煜全编写。此书为许氏赠书，在封三顶部有“廿六年六月廿一日许国霖先生赠送”的字样（“许国霖”三字手写，其他的字戳印）。书中有很多朱墨笔眉批、圈点和校字，应是许氏就读平民大学法科时使用的教材之一。细审字体，与上引夹叶上的明显不同，所谓“自荐材料底稿”恐非如余教授所说为许氏亲笔。此书封面还印有“民国六年九月至七年六月”，许氏就读平民大学法科二年级应该就是在这一学年。

　　许国霖的一生以“七七”事变为分界线，在此分界线之后的经历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余教授曾向徐文堪先生打听许氏后来的下落，徐先生根据韩琦转述的张秀民的回忆，说许国霖“数十年都在北图，没有离开过，解放后还在那里工作过十多年”（第52页）。但是，国图研究员李际宁却告诉余教授说“许国霖抗战爆发后即离馆，后不知下落”（第52页脚注2）。不管许国霖后来是否离馆，有资料表明他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年初，还同北图保持某种联系。国图藏有一部许氏赠送馆方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扉页上有他的亲笔题字：

　　国立北平图书馆惠存  

　　许国霖敬赠 二十七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