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多次实行“一国两制”

  广州日报:王小波曾是你的学生,能谈谈他吗?

  许倬云: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我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于是,我也列名在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

  我与王小波的交往,只是以研究室中的对答为主,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我所知不多。王小波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权力圈子如果只是复制同样形态的人,两三代后领导者就不能应付新挑战

  
    广州日报:为什么朝代刚起来时,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时,人才都不见了?

  许倬云: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

  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变得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朝廷;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做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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