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调能够矫正，世界观难改。村上在《且听风吟》中借一名杜撰的作家之口写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也许是因为他的小说，我一度采取了把自己置身事外的看世界的方式。吴亮在《我的罗陀斯》中回顾他在70年代有限的读书资源中汲取的种种滋养，并剖析自我个性如何由阅读前史塑造成形，读来让人颇有共鸣。我与吴亮老师差了不止一辈，奇怪的是小时候也没有太多书可读。那是在90年代初，金庸琼瑶正风靡。我因为尚未满16岁，办不了县图的证，只能在中学图书馆翻找，馆内来来去去就那么几本数得出来的外国小说。毕竟是个孩子，我专捡“带劲”的看，如《基督山伯爵》、《人猿泰山》、《飘》……在娱乐匮乏的年代，一个好故事比什么都吸引人。时代和国家的差异不仅不影响阅读的乐趣，更给想象中的场景增添了如梦似幻的光晕。

    我在14岁那年离开山城小镇，随母亲回到她的故乡上海。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不仅在日常的层面，更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抽离感。村上或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主人公也都生活在城市，并有种“不回头看”的潜台词。不同于我以往的阅读经验，故事的背景笼着一层轻纱：那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百无聊赖，如同村上信手拈来的“半旧天空”的比喻。要再过四五年，随着工资的上涨和商品房交易的大潮，中国大城市的人们才会感觉到繁荣带来的失重。而我，有过小镇岁月的对比，或许是过早地体会到悬浮在城市角落的空无。世界漂漂亮亮，人们匆匆忙忙，年轻的自以为老成的我，皱眉凝视自己的周围。

    回望我所置身的青春时代，俨然是一块没有出口的巨大果冻。1997年，也就是我17岁那年，我在百货商店站柜台，一个月工作15天，另外15天则在自学日语和写作，日子仿佛将以一成不变的节奏延伸下去，就像开始找羊之前的“我”，或是遇到盖茨比之前的“我”。早先喜爱的单纯的冒险故事开始显得缺了点儿什么，而就在这时，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两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作家向我揭示了另一个用精确的言辞铸就的世界—和我自己生活的世界很相像，不同的是，那里有故事，有大浪之后的悲哀，有永不圆满的人生。其实他们的故事说到底有着相似的内核，从此书到彼书，总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旁观者，观望的对象或是记忆中的鼠，或是神秘的邻居盖茨比。

    于是，当我随着《寻》的节奏一次次漫游主人公的现实和内心，仿佛也一起找羊，找那个叫鼠的男人。鼠代表过往，代表热望和不可得。故事中的“我”寻找鼠的过程就像盖茨比站在海滨，朝着对面的绿灯伸出手。那么近，这么远。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形而上的梦想比活生生的真实更为动人。

    要再过若干年，等我自己磕磕绊绊地走过许多事，才会发现生活中不存在作为旁观者的第一人称。有些事，一旦经历了，你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读一本书的过程，等于是以自己的方式即兴诠释早已被写就的文字，重读的意义也就在于每次不同的诠释。阅读和经历有了更多的沉淀之后，我开始不满足于村上的轻快叙述，他懂得把一个故事说得极其圆熟，太圆熟了，连其中的惆怅也成了模式。反倒是菲茨杰拉德早熟的笔调如同禅宗的当头一棒：“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推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