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Q84》的日文版刚出不久，我就买来读了，然后在《书城》杂志上写过一篇算得上牙尖嘴利的评论。试引用部分如下：“剥开小说的外壳，作为读者，我发现村上的故事内核一如既往。从1985年到2009年，其实并无新的变化……这样的‘物语’，是否真能成为人心在脆弱中的依凭呢？”

    无爱便无恨。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村上春树小说的情感，大概恰当。正因为我在整个青春时代耽读他的作品，才会对其新作有大的期许和失落。毕竟村上的小说曾给我的生活带来隐秘和显著的影响，前者如冰层下的暗涌，后者则使我走上今天日文译者的职业道路。这影响不算小。

    如果把时间翻回15年前，1997年，村上在中国的大热尚未到来。我初读《寻羊冒险记》就是在这一年。从福州路书店买来的这本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选集之一，黄色封皮上有幅抽象画，版权页写有印数，五千册。

    村上后来的小说也常有失踪和寻找的伏线。失踪者往往是妻子、女友或母亲，仿佛是主人公“我”失却而不可得的理想。《寻》有些不同，找的不是人而是羊，故事中偶尔闪现的失踪者是男性，“我”的好友鼠。那是个写小说的浪游富家子，也是抛弃社会的遁世者。故事以主人公被迫找羊开始，以“我”和鼠的对谈结束，说是冒险，更像是荒诞日常的拼凑。随着故事层层展开，各色人等翩然出场：政治家的秘书，和上帝对话的司机，名叫沙丁鱼的猫，拥有无与伦比的耳朵的女友。故事性和幽默的对话使整本书有种从容的节奏，但这不是当时的我反复阅读它的理由。我的确读了很多遍这本书，在工作的间隙，在老弄堂旧居的床上，在一家深夜营业的酒吧。那家店的灯光明亮如快餐店，菜单上有种分量实在的三明治套餐，名叫“海陆空”，我有时在夜班回家的路上允许自己小小奢侈，坐下来点一份海陆空三明治伴读。以至于后来每次重读这本书，我总恍惚闻见薯条的气味。

    到底是什么紧紧地抓住作为读者的我，让我反复进入一个故事，在相同的拐角徘徊、沉思，或蹙眉或微笑呢？

    村上在后来红遍南北，赞扬和恶评同时肆意滋长。“小资教父”的称号未必是一顶桂冠。有评论家说，他文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么孤独和自我，因此打动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我从不否认自己是村上迷之一，但心里有那么一点儿不协调的劲头—我最初邂逅他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那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我读的第一本村上。学校图书馆的书掉了封皮和前十页，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只剩下管理员手写的书名，连作者名也阙如。就这么一本残书，让我忍不住四处打探写书的人究竟是谁，并开始追寻他的其他小说。由故事到作者，再到故事。对特定作者的广泛和深入阅读肯定有气味相投的因素。读书是一种非线性的旅行，也是非血缘的“认亲”过程。有时候，作家在书中谈论他本人的阅读谱系，读者见了欣喜，一个个认过去，果然都有些似曾相识。

    由村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就是这种走亲访友式的阅读扩散，他和我近年来喜爱的约翰·欧文都是村上翻译过的作家。初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差不多也是在1997年。乍看之下，两名作家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村上的小说多有魔幻和突兀的情节，菲茨杰拉德无疑是现实的演绎者。《寻》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与《了》的长岛和曼哈顿图景相差了近50年，盖茨比的梦想是那么生气勃勃，仿佛能席卷一切，而村上笔下的人物却多的是对现实的逆来顺受，顶多冒出几句反讽。但也许因为我把这两个故事都读过太多遍，以至于它们形成奇异的螺旋，如DNA般缠绕不休。

    当时的我太年轻，阅读量也有限，以至于意识不到村上的每本小说都是之前作品的赋格式变奏，或者说“老调重弹”。无论作家是否有局限性，他带来的影响是真实的。我开始写科幻小说是在1996年，那会儿已开始读村上。我的第一篇小说带着孩子气的梦幻，写一个因事故残疾的女孩把自己的意识注入樱树，选择作为一棵树活下去。故事是原创的，写法却难免沾了村上的文风，或者说，干脆就是“林少华版村上”的语调。我花了差不多5年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功夫自我矫正。说到“写作腔调”，不免提及人文社出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由汤伟翻译的卡佛，按理说和林少华翻译的村上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偏偏让我读出一百个相似。只能说，村上受卡佛的影响实在不浅，可能他本人都没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