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纵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开始就那么坏，很难设想无谓地剥夺无辜者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的变坏犯罪，应该同奥姆教团这一体制、这一组织有关。在村上与河合对谈部分中，两人都倾向于相信起始阶段麻原或奥姆真理教是“相当纯粹”的，也有相当强的感召力，理应成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错的托盘”或“容器”，然而并非如此。关于原因，河合着眼于“组织”，见解亦颇见深意：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组织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没有恶是不行的，在组织内部。这点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里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恶。否则，势必为组织安稳而在外部制造恶。希特勒干的恰恰就是这个”。换言之，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作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细想之下，不能不承认河合隼雄这番言说有其相当强的历史和现实洞察力，读来发人深省。

    第三，“与恶共生”。与上面第二点相关，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恶就成了存在于组织、体制甚至每一个人内部抑或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认为，“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河合明确反对把善恶绝对化：“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那样一来，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于是就出现了平衡感和自觉的问题：“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村上进而得出结论：“与‘恶’共生。”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