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在历史和文化两个向度的开拓

    2011年，从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家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历史题材和文化反思两个向度上开拓甚勤，且成绩不俗。

    2011年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为两个大的动向：一是对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回顾，深切反思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问题；二是对历史进行深度回视，追寻古国文明的“天香”与“高原”。

    近三十年来，历史被一再地重新演绎和重新诉说。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似乎已经不是何为真实何为虚假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叙述和怎样写的问题。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寻找真实的历史，寻找历史文化之魂，仍是他们一贯的痴心追求，甚至为之虚构出一个世界。王安忆就为上海虚构了一种它童年的情状，此即《天香》。作家似乎试图从古典的追忆中寻找某种中华文明的自信出来，似乎要在上海滩上重新晒晒中国华丽的丝绸和完美的技艺。这是当代作家在新世纪以来渐渐焕发出的一种文化自信。同样，张炜在《你的高原》中，也充分显示对东方式的田园家园的认同感，找到了中国文化这片温暖的高原。这两部作品所显示的精神向度，应该说是近些年中国文学的主要收获之一，是值得肯定的。

    贾平凹的《古炉》以近乎原生态的手法给我们展现了一份中国当代沉甸甸的心史，直逼那段最沉痛最荒谬的历史运动。《古炉》在2011年的问世，在对民族历史的人文反思方面，无疑至关重要。

    黄蓓佳的《家人们》是一部当代《雷雨》式的、把社会历史变迁和政治内容渗透、挤压、置换为家庭伦理冲突的强烈形式的小说。格非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之后，把关注的视角直逼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推出《春尽江南》。故事时间只有一年，却把世纪之交前后大约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内在变迁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极力呈现出来。王海的《城市门》写失地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他以忧郁的心灵触动了当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两大难题：精神失落与生存困惑。

    此外，曾写出《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震撼之作的杨显惠，在其新近问世的《甘南纪事》中，将反思的视角投向正在消失的民族原生态文明。杨显惠以极富控制力的笔调和近乎原生态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甘南草原原有的民族文化生态正在工业化的步步逼进中快速地消解着。

    在反思当代性主题中，我以为有必要把韩寒的长篇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也纳入观察之中。“80后”已经而立之年，对很多社会问题都应早已有自己一代人的看法与反思，我以为应该将他们的问题正视，也应该把他们的文学纳入整个的文学版图为谈，而不是将其列为附件。

    范小青《香火》的笔触从“文革”前的大饥馑开始，以魔幻的手法揭示了那些政治运动中人们对民间信仰的坚持，使人们重新开始审视民间、命运以及信仰等深层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深层次关注。

    葛水平的长篇处女作《裸地》横跨几十年。背景是山西的移民史。葛水平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眼光，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和一个女性的曲折命运，揭示了几十年间山西太行地区的沧海桑田之变，延续了一直以来对生存的关注，对艰难生存中的人性美的展示，为乡土小说提供了新的感觉和经验。海飞的《向延安》之所以在红色题材中别具一格，是它突出了革命大潮中个体生命和个人选择的独立价值与诗性美感。我们看到，新一代作家如海飞，他们重诉历史的冲动没有止息，并能以一种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解出现。

    与海飞重新书写革命运动一样，方方也选择了革命叙事，只不过她选择的是1926年北伐时期的武昌之围——《武昌城》。读她的小说，似乎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武昌城那惨烈的一幕，也亲眼看见一座千年古城的沧桑容颜。

    孟繁华：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

    2011年的中篇小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这个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态，而是现实生活方向感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矫正器的作用，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