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为什么我对事件本身的记忆如此有限？却记得当时的一件意外。当时日本记者、大陆记者、外国记者也集中在名古屋，上百个人等在走廊上，忽然有个日本女记者走来，脸色很差，可能她刚从停尸场所出来，她将一个四方形的大包包往我面前一放，说了声sumimasen便小步跑离开。那时我想她可能急着去洗手间，请我代为看管她，的，包，包，这也无所谓，反正等待中我也没事。她没有回来。
    我没有要包包，包包要我。
    等了将近半小时不见她回来，而我也得进停尸场所了，这时遇难家属正从里面出来，哀伤出来的人和焦急抢进去的人挤在门口，很混乱，我没有多思考，背起那个“意外”包包随其他记者进去。晚上我回到旅馆，面对陌生的包包，我得“选择”，一是送去给日方协调人员或华航，由他们去找原主；一是我打开包包，看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之类的资料，再和原主连络。
    那时我已转去《时报周刊》，依然当记者，好奇不会杀死猫，却绝对压抑不住记者的冲动，我打开包包。很多东西，有录音机、小照相机、笔记本、化妆包，也有两本书，一本是很厚很厚的空中巴士操作手册，另一本有些面熟，《In Our Time》日文版。
    日本女记者自己来我旅馆拿包包，她一直鞠躬，我指指书，说我也有一本，她立刻两手将书捧至我面前，但我没收。
    由于熟悉意外，总觉得这次意件应该有什么意义，第二天发完稿回台北，人陷入自寻烦恼的失神状态中，结果那则新闻中出了个乌龙，几天后周刊上市，接到读者来电更正，搞错了位当事人，至于使我失神的却是那时我已很久没写小说，几乎想放弃，却又见到《In Our Time》。
    它，想要说什么。
    还是写下去吧，写作不能带来财富，却能满足幻想。
    年轻渐大，任何意外似乎都不再像意外，“它”仍未离开我，悄悄告诉你们，我又干起一桩很意外的事，我老婆称之为神，经，病。我每晚记录下几乎每一个做到的梦。
    本来我没什么梦，大多一觉到天亮，否则就是心里有些事解不开，根本睡不着。总之，能睡着，便几乎没梦，或者有梦，到第二天早上已忘个精光。2008年开始，我记得梦了。梦这玩意儿，很牛、很闪、很没规则，它在睡觉的那段期间，非常深刻，一旦醒来，却能在很短时间内消失，像魔术变出的鸽子，哇，从帽子里真跑出只鸽子，又，哇，鸽子不见，怎成了一束花。
    2009年8月中旬我和老婆去东欧旅行，第一站是奥地利，梦来了，每晚都来，是我以前没做过的那种梦，有剧情，有起伏。接着我们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住在朋友闲置的一处公寓内，好奇杀死旅行者，我居然把笔记本和笔放在床头，一有梦，到某个段落，便提醒自己醒来赶紧写下，以免忘记。以下是那年8月23日至27日的梦的记录：
    8月23日：回到小时候中山北路的旧家，入夜后房间变成另一种模样。
    8月24日：又是中山北路，用衣架和偷酒的小家伙开战，他住右边的房间，不愿搬走。
    8月25日：昨晚没梦？期待今晚的梦。
    8月26日：赌国仇城般的剧情，出卖第一组的竟是那个酒女。
    8月27日：陈雄殊？very funny。
    即使我大致地记录下来，白天在火车上也会重新再默思一遍，不过很奇怪，后来再看笔记本，梦怎么愈来愈淡？
    梦像传真机的纸，上面的字会逐渐模糊。
    那时我已在写这本小说，而且写了大半。回到台北后我大幅修改，把“我要的，和它要的”，都尽量放进去。当然小说仍旧：
    本书中所有内容包括人名和地名均属虚构。
    毕竟这还是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