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蒙田如何能明知自己有一肚子结石，还毫无顾忌地坐上马背或钻进马车厢里，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五六百天。他比三个世纪后的同胞马塞尔·普鲁斯特要幸运，后者只能躺在床上，在脑袋里构造其记忆的旅程了。不过学界早有洞察，《追忆似水年华》大大受益于蒙田，因为普鲁斯特构建“记忆”的方式，浮现出蒙田那种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的思维。而且，普鲁斯特对疾病的态度也与蒙田有不小的交集，他也觉得医生无知而虚妄，而且沉湎在自己的那一套体系里面；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普鲁斯特却没有蒙田那么乐观，毕生受到病患的折磨，他终究还是承认求医是必要的。 
    身体里的结石事关一人的生命，社会的结石则事关许多人的未来。众所周知，素性温和的蒙田对宗教狂热忍无可忍。新教兴起之后，法国是宗教战争的多发地，1571年前后他致仕回到波尔多，开始撰写《随笔》，次年就发生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蒙田表面上娴熟地吟哦那些“古之圣人”的语录时，心里未必如书面呈现的那么平静。十年之后，在罗马，就在排出一粒“硬而光滑的大结石”后一个礼拜，他也去拜谒了时任教皇的格里高利十三世，这次谒见纯出于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的习惯，因为这位教皇以顽固守旧著称，恨不能将胡格诺派斩尽杀绝，宾主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亲切友好的交谈。蒙田的秘书对仪式的记录可谓详尽：
     教皇坐在房间的角落，他们走入房间一两步后，不论是谁都一膝跪地，等待教堂给他祝福；教皇祝福后，他们站起，走到差不多房间一半的地方。……在半途上，他们再一次单膝跪地，接受第二次祝福。这样做了后，他们朝着他走至铺在他脚下七八尺长的一块厚地毯前。在这块地毯边上，他们双膝跪下。这时，介绍他们的大使单膝跪地，把教皇的长袍卷起放到他的右脚，脚穿一只红软鞋，上面绣了个白十字。
    接下去就是包括蒙田在内的谒见者逐一亲吻教皇的脚尖——这种宗教需要信徒们付出多么劳苦乃至偏执的心力！至于下文对教皇的评价也只可做纯礼仪观，如同一切元首聚会后发布的新闻公告一样美言不信：教皇“是个非常有风度的老人，身材中等，腰板挺直，面相威严，一绺雪白长须……这个年纪精神如此矍铄更有何求，他不痛风、不腹绞痛、不胃痛，没有任何依赖。他天性温和，对世界大事并不热衷，是个大建设者，他这方面在罗马和其他地方享有特出的令誉……”蒙田内心未见得同意这些评价，不过，他也没有因为难堪而抹掉中间那两句话：秘书显然拿主人当了教皇的镜子，蒙田比格里高利小二十岁，教皇没有的病他都占全了。 
    就在这此谒见后不久，秘书便“辞走”了；蒙田拿过笔来，继续例行公事地记下每到一个地点的名称和行走的距离，对那里的风物进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记述。长话主要是记录仪式过程、谈话内容、身体状况，短话是对自然景观的简评（如“很美丽”）。这种做法同样与他源于中世纪的记忆习惯和对知识的认知有关：在他这里，一个文本并非一种（事件、思考、议论、创作的）完成，一个封闭的房间，而是门、入口和起点，包含了一个个可以由读者点开的链接；对他个人而言，这些链接也是帮助他保留记忆的记号。 
    旅途中的蒙田时而肾结石发作，时而腹痛，时而牙疼，时而头晕眼花，大多数症状都是采了各地的偏方而激发出来的。他不间断地描述自己的一条条病况，给这份游记留下一个个标签，颇似他在随笔里不停地打扰塞涅卡、西塞罗、奥古斯丁、塔西佗、普鲁塔克们的亡魂，让他们的格言警句如同标签分隔符一样旁逸斜出。我们把这种广博得不着边际的引用行为托付给技术，托付给维基百科，然而对蒙田而言，记住这些引文，只是他平素养成的记忆习惯之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且，也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个与其他文本（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拉丁文本）相联系的文本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在颠簸于旅途，无法长时间手捧书卷时，他添加引文的趣味依然时有可见：我们发现，蒙田对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艺术——绘画、雕塑、建筑——似乎兴趣不大，相反，他对在一根残柱上发现一句古老的拉丁语铭文却会赏玩半天。每路过一个墓地，他都会饶有兴致地去寻找族徽和墓志铭。他常常无视那些与他生活的年代距离较近的建筑，反而对维罗纳那里的大竞技场赞赏有加，也是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遗存。要让“今之众人”退回到蒙田心仪的古典共和时代是不现实的，好在还有古人的智慧，这些智慧，不管呈现以哪一种文字、哪一种载体，都随时能在引用中复焕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