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曾说过只读“好书”和一些“好的烂书”。哪一种书属于“好的烂书”？

　　戈特利布：我指的主要是类型小说，这类小说通常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我们有好的吸血鬼小说和糟糕的，也有好的女性言情小说和糟糕的。举个例子，在美国目前最成功的女性言情小说家是诺拉·罗伯茨（Nora Roberts），她高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也保持着比她的竞争者们的作品更聪明更讨人喜欢。她写的书不是我会出版的那种，但她的成功存在证明了阅读的公众明白自己为何喜欢她。同样的理由在惊悚小说和科幻小说上也适用。当然也有二流作家在某种类型上获得成功，但数目很小。

　　编辑和作者之间总有种特别的联系，有时候爱恨交织，您与作者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戈特利布：我和作者有许多快乐和感动的回忆，特别是一起解决问题的时刻。我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可能是和约瑟夫·海勒讨论他的第二部小说《出事了》（Something Happened），之前几年我出版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时已经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在几乎讨论完所有其他问题之后，我提了最后一个看法：我觉得他的中心人物比尔·斯洛克姆（Bill Slocum）的名字有些不对劲。“你觉得他应该叫什么？”约瑟夫问我，我告诉他我觉得这人应该叫“鲍勃”而不是“比尔”。他盯了我半天，然后说他本来给这人取名叫“鲍勃”，但后来改掉了，因为怕冒犯我（鲍勃“Bob”是罗伯特“Robert”的昵称，而戈特利布的名字正是罗伯特——编按）。当我向他保证我觉得自己跟这个反面人物没有任何联系，他立刻把“比尔”改回了“鲍勃”。这件事已过去多年，但在我看来依然是作者与编辑互重互爱、相互理解体谅的典范。

　　厄普代克曾经说过他喜欢《纽约客》的原因是所有作者名字的字体都一样。作者相互间有时会嫉妒，会比较稿费高低甚至名字字体的大小。您怎么处理这些关系？

　　戈特利布：作者不应被“处理”，他们应该被尊重和支持。当然这一行里也有竞争，有嫉妒，但可能比其他行业如影视圈要少得多。至少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问题。

　　有人说，与作者增进关系，最主要的手段是请吃饭。所以吃饭是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您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

　　戈特利布：事实上，1968年我从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跳槽去阿尔弗莱德·克瑙夫出版社，就决定不再去餐馆吃午饭。吃饭占用了太多时间，你又吃得太多，很难回到正经工作上去。我总是很高兴和作者在办公室里一起吃三明治，或者散步去公园谈工作。当然如果我们在工作关系之外私交很好的话，我们会一起吃晚饭，常常是在我家里。我太太很会做饭。只有一次她比较紧张，是朱丽娅·柴尔德（Julia Child，美国著名厨师、作家、电视主持人，电影《朱莉和朱丽娅》以她为原型——编按）来家里吃饭。约翰·勒卡雷热衷美食，他有一次要求在合同里写上一条，在他的新书出版期间我必须带他去顶级餐厅吃一次饭。这当然明显是个玩笑，就我个人而言，比较看重的是跟谁一起吃饭。常常有跟我和我太太关系比较亲密的作者来纽约时会住在我家里，比如多丽丝·莱辛。

　　《哈利·波特》在出版前被无数出版社拒绝过。您有拒绝过什么书稿后来又十分后悔的吗？

　　戈特利布：每一位编辑大概都有这种经历，被你拒掉的书后来很畅销很成功，当然碰到这种时候你肯定会痛心疾首悔不当初。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对一部书稿不是特别动心，那么可以说你的出版社不太会花大力气宣传，也就不太可能有大成功。反之亦然。到我手里才有大成功的是哈依姆·波托克（Chaim Potok）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之前已经被至少一打编辑拒绝过。这书本来很可能在某个半心半意的编辑手上出版，然后默默地被湮没遗忘。之所以在我们这里成功，是因为我们疯狂地爱它。（这本书出版已经五十五年，依然在重印。）

　　您有什么判断天才作家的秘诀？

　　戈特利布：就像我前面说的，除了你自己的品味喜好和直觉之外，没有什么发现天才的特定标准。如果你是个有经验的编辑，通常读一部书稿的一两段就知道这作者有没有天分。

　　您本人已经写了好几本书，颇受评论界好评。您觉得对一位编辑来说，能否写作重要吗？甚至必要？

　　戈特利布：一个编辑肯定没有必要一定要会写作，尽管许多编辑很乐意成为作家。我本人就不喜欢写作，也从来没有丝毫当作家的野心。写作对我来说是很晚才开始的事儿，那时我都过了六十五岁了。之后我写了几本书，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还为一份纽约报纸写了几年舞蹈评论。可以说，是写作找上了我。

　　1950年代的出版商有一种使命感，而今天的出版社CEO更像是商业战略家。他们倾向于将书当成纯粹的商品，而不是某种带有文化价值的内容。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