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出版家们大都不再以重铸国魂、开启民智为己任，读者喜欢看什么就急急忙忙地提供什么，只认准市场才是检验图书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如今的出版业与其他行业已不再有什么不同，确实，书同样是商品，追求利润本是天经地义。有出版家（商）把不同时期读者的不同需求分为如下几个阶段：0-7岁为被动阅读期，7-11岁为阅读培养期，11-18岁为阅读成长期或自主阅读期，18-50岁为实用阅读期，50岁以上则为阅读回归期，也即回归经典，其精细和准确，想必会使从事文学教育的学者与教授们自叹不如，而在图书营销策略上的步步为营和“请君入瓮”，更是令人望尘莫及。还应提及的一点是，当今的那些所谓的出版人，往往不再是饱读诗书和爱书如命，而大都是些擅长于化腐朽为神奇的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精明商人，他们一旦在图书市场上坐大，就更会呼风唤雨。其次是媒体的难辞其咎。一部小说的影响原本有限，其感染更需要时间的验证，但每每是媒体在“上帝之手”的点拨下，一番蓄意地炒作，终使瓦釜雷呜。而对当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及作品，倒常常是失语或无语，既有违自身本有的职责，更辜负了读者的信赖。第三是读者的越来越拙于眼力和难以解脱的浅阅读趋势，长此以往会导致的思维能力弱化、文化底蕴缺失及民族素质降低等似已毋庸赘言，在此只想引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段话以示共勉：“善于读书的人，决不滥读，这是极为重要的。不论何时何地，凡为大多数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地拿来读，例如那些正在走红，一年内一版再版的政治的、宗教的小册子、小说、诗集等，你要知道，凡是为傻瓜而写作的人，总会有一大群读者，请不要浪费时间去读这些东西；应该把你的时间花在阅读那些一切国家、所有时代具有伟大心灵作者的作品上，那些作者超越其余人，他们的声音值得你去倾听。”

　　虽然在鲁迅先生看来，“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现在似乎尤其如此，但他又认定，它“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但眼下的非虚构类图书竟呈现出如此的“优胜劣汰”之势，这“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示”，就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