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把握，并不就是虚无主义。假若一头扎进“过去”，以图发扬光大曾经辉煌过的(这种“辉煌”已被鲁迅揭露为虚假的)原教旨，或者一味投入对于将来的理念式构造，在鲁迅看来才真正是虚无主义：“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致许广平(1925年3月18日)》)所以，鲁迅要抓住的是现在，是现在的战斗，他称之为“绝望的抗战”，并且是“壕堑战”，需要有勇猛和不拔的毅力的。 
    既是“绝望”，为何还要抗战？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尼采的精神。但是，曾经相信过尼采哲学的鲁迅，并不是一个贵族主义者，因为他知道，脱离民众的“超人”原就无法有所贡献于国民性的改造。从尼采那里，鲁迅所取的乃是以“黑暗”为“实有”的意思：敢于直面黑暗，而后才有生机——这才是在“现在”之中可能有的最高意义，才是直指“现在”的真命题。但这“现在”乃是民众的事业，不是超人的专利。这就是鲁迅与尼采的根本不同。尼采终于疯了，鲁迅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并未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深入研究，但其历史观点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民众既是旧文明的现实载体，是国民性的活的存在，又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所以，他也采用阶级斗争原理。但阶级斗争的价值指向，在鲁迅那里仍然是中国新文化之创生，是强健有力的新国民性之诞生，舍去这一根本目标，便无现代中国的出路。因此，在鲁迅看来，从事阶级斗争的中国劳苦阶级必须在这种斗争中赢得自己的新生，否则就难以跳出中国旧灵魂的轮回。 
    既把生成中国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劳动大众身上，鲁迅便把自己只视为一名目的在于民众的文化战士。毛泽东评价其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十分确当的。鲁迅将自己的使命规定为与一切文化毒素(无论是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的，还是存在于种种社会现状中的)进行不停息的战斗，无情地施行对旧文明的解剖和对旧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中国民众的真正的文化新生扫除障碍、开辟道路。这就是卓然立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这就是在今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富于意义的鲁迅。 
    “破”，固然不等于“立”(鲁迅早就把“破”之后的“立”视为绝望之中的“万一之希望”)。但是，不破是断然无法立的。这是鲁迅一生所持的信念。或有人指责这种信念，以为破得太多，破得过分，终至贻患于立。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是佐证了鲁迅的信念，还是相反？今人的再思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正是今天重读鲁迅的要义所在。 
    以上是我们的感想。既为感想，当然是远离着任何学术定论的，只是引发认真的、深入的研究的意思。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