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对于我的特别意义，似乎从十几年前刚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时就开始了。盖茨比的天真与世故奇妙地调和在一起，整部小说仿若“随口说梦话”的气质和殚精竭虑的结构也调和在一起，居然找不到突兀之处。事实上，至少在结构这个单项上，菲茨杰拉德惟有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才显得如有神助，之前或之后，他都没能做到这样出色。

    盖茨比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门半掩半开，我看见他身后有“蔚蓝色的花园”，有“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有“一颗像里茨饭店那样大的钻石”，有被他自己命名为“爵士时代”的黄金十年——它们都与我隔着一层纱，我看不真切。当时，我刚开始给《万象》写稿，在陆灏麾下当学徒。我说我想写菲茨杰拉德，陆少并不接话，隔几天送来画册一本，印着几百张欧美20年代的黑白照片：查尔斯顿舞、黑色福特车、棕榈海滩边换泳装的女人……是了，我想，这便是盖茨比和菲茨杰拉德身后的那个真实世界——陆灏的意思，是要我把他们和塑造了他们的时代，写在一起。

    我完成了作业，那篇随笔的标题是“守望天堂——20年代的故事”，据说评价还不错。可是那些照片里的人和物还站在时光隧道的另一头，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横在眼前。我总觉得沿着这些文字铺成的轨道，我就能穿过去。数年后，当我和同事龚容定下做一套国内规模最大、材料最全的“菲茨杰拉德文集”时，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人与时代”。作为没有独家版权作为销量“保护伞”的公版书，如何避免同质化，如何让它成为读者无可替代的选择，是摆在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我希望赋予这套文集足够的附加值，让读者打开它们的时候就等于打开那扇半掩半开的门。好在菲茨杰拉德夫妇是二十年代社交界的时髦人物，他们全家穿着各色行头、乘着那辆被他们拆去顶篷的雷诺车登上时尚杂志的频率，绝对不比如今的郭敬明更低。只要留心，从各类传记和画册上就能搜到足够的文字及图像资料。

    上百张照片摆在我们眼前，约翰·黑尔德和那些带有典型爵士时代特征的插画集亦托人从美国代购而来；与此同时，九卷本文集的架构也逐渐确立：除《了不起的盖茨比》沿用巫宁坤老译本外，《夜色温柔》费尽周折找到了被董桥称许过的汤新楣译本，《人间天堂》约请老翻译家金绍禹操刀，《美与孽》则邀得温文尔雅的吴刚教授加盟。菲氏的几个主要短篇集——《爵士时代的故事》、《飞女郎与哲学家》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的篇目，以前往往被打乱后集结，这次尽可能恢复原貌，还按照原目录增补入许多以前从未被翻译过的篇什。菲茨杰拉德未完成的遗作《末代大亨的情缘》（由擅长处理各种文体、诗歌翻译更是一绝的黄福海担纲）和随笔集《崩溃》，过去都没有中译本，这回照单全收。飞女郎究竟是什么模样，爵士时代的盛宴到底是怎样的排场，你都可以在这九卷本中的插页里窥见一二；《了不起的盖茨比》草稿与成稿有怎样的本质差别，《夜色温柔》何以被称为“自传体小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正文前的专家导读里也都有详尽钩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完完整的九卷本，读者不但能拼接起一个立体的菲茨杰拉德，还能透过这个个案窥见整整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