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吴淞口发动战争，对上海进行了疯狂轰炸，致使这座大都会的经济、文化、民生设施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自然，上海的书刊出版业也没有幸免。当时，雄霸上海书业的商务印书馆损失最为惨重，不仅收藏繁富的中西文图书馆毁于炮火，印书馆的印刷设备也几乎瘫痪。1月29日这天上午，陈伯吹听到凄厉的警报声掠空而过，急忙跑到北新书局三楼阳台上，只见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印刷所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那边浓烟滚滚，火焰冲天。漫天的纸灰像黑色的蝴蝶在飘飞着。陈伯吹在阳台上拾起一片未烧尽的纸张一看，竟是《辞源》的残页！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还如此践踏和毁灭我们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这是多大的国耻和民族的屈辱！

    那一段日子里，他把手里的红蓝铅笔握得紧紧的，满腔的怒火化为了笔下的文字。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华家的儿子》、《火线下的孩子》等作品。《华家的儿子》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小说里的“华儿”是在屈辱中奋起的中国人民的形象，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唤醒全国的少年儿童，坚强起来、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而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这部小说在当时的《小学生》杂志连载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它不仅是陈伯吹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后来，在“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地区的一些学校里，这本书成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补充教材。除了《华家的儿子》，陈伯吹在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写出了他的另外两本童话名著《阿丽思小姐》和《波罗乔少爷》。

三
    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书刊出版也百废待兴。从1934年起，陈伯吹担任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主编了《儿童杂志》、《儿童常识画报》、《小小画报》三种杂志。同时还和儿童书局的同事一起，编辑了一套有200本之多的《儿童半角丛书》、120本的《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等。

    1936年的某一天，陈伯吹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先生一面，亲聆过这位文学大师的教诲。“我跟鲁迅先生的会面是偶然的、短暂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容貌常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想着鲁迅先生多么关心少年儿童，多么关心少年儿童的读物。”陈伯吹后来曾回忆说，鲁迅先生是真心诚意地关心下一代，真心诚意地为下一代服务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陈伯吹毕生也将鲁迅先生的这两句话奉为圭臬，并身体力行。

    安徒生在自传里说到过，他青年时代为了童话而付出的努力，“就像一个山民在坚硬的花岗岩上开凿石阶一样”。陈伯吹也是如此。他在忙碌的编辑工作同时，又在1940年至1941年间攻读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课业，获得了教育学士学位。然而，那是一个灾难的年月。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旋即沦陷成了“孤岛”。儿童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们所有美好的计划和梦想，都被战争的炮火给摧毁了。

    1942年10月，陈伯吹化装成商人，悄悄离开上海，辗转到达了四川北碚，在那里担任北碚国立编译馆教科书部编审，负责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当时，中华书局也搬迁在那里。中华书局创办的《小朋友》杂志，从1922年4月6日创刊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被迫停刊，每期都发行五万多份，居当时全国刊物之首。不久，陈伯吹受聘筹备《小朋友》杂志的复刊工作。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这本在我国儿童期刊史上资历最悠久、影响也最大的杂志，终于在1945年4月1日又跟小读者见面了。陈伯吹担任了《小朋友》主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之中，编稿、写稿、审稿，一支小小的红蓝铅笔，描画着他生命的全部色彩。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仍然主编《小朋友》杂志。1947年又兼任《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主编。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风雨如晦，长夜漫漫。但是，黎明的到来，终究是不可抗拒的。陈伯吹在一篇童话里写道，“再耐心点儿吧，孩子！春天不久就要到来。那时候，水面发亮了，水也温暖了，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浮游到水面上去了。”

四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的春天也来到了。陈伯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生的共和国的教育和文学事业之中。这时候，他仍然担任着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主编，同时还被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学学院等聘为兼职教授。他在这些大学里开设了“教材教学法”、“儿童文学”等课程。

    1952年12月28日，新中国第一个少年儿童出版社宣告成立，陈伯吹被任命为副社长。《小朋友》杂志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继续出版。1954午10月，陈伯吹调到了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5月，他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这个时期，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孩子们写出了许多美丽的童话、诗歌和小说，如短篇小说集《中国铁木儿》、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散文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孩儿》、论文集《儿童文学简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