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格言》的编者在每个人的格言中都单列了“方法篇”，将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归纳。翻阅这些文字，不难发现，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许多共同点，也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毛泽东思想方法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实事求是。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他的名言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这一认识问题的方法，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但这却是我们党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但这一口号所代表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并没有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相反，却被当作“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而受到指责，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延安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和整风运动中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全党重新认识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并把它作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确定下来。
　　党的其他领袖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这一思想方法的同时，也有所丰富和发展。如刘少奇提出：“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陈云的体会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同时还要“交换、比较、反复”。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注重政治。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当然，有一个时期毛泽东的这一论点曾被一些人引向极端，到处搞政治挂帅，违背了毛泽东“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份，过份了就要犯错误”的主张，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这一论点在其本来意义上理解还是正确的。如毛泽东曾说“要政治家办报”，“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这一观点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方某些新闻媒体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不顾一切地丑化中国，不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譬如，他们将中国人打太极拳的照片，配上这样的说明词：“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树欲静而风不止，客观事实逼迫我们不得不注意政治。
　　周恩来的工作方法有许多独到之处，譬如他的团结合作精神。对于团结，他有自己的解释：“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这正是周恩来的过人之处。他的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在外交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建国之初，周恩来在同英国人艾德礼的谈话中就指出：“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国的政党与另一国的政党在政治上的合作。”1955年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一些国家对中国充满误解和敌意。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巧妙地提出：“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周恩来的这些发言，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开了矛盾，化解了误会，获得了与会各国的普遍赞同，使会议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后来，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也为世界各国广泛接受。
　　刘少奇的格言中有这样两条：“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才，要有用各种各样人才的办法。”“历史上凡是不会团结的人，不待人以宽大，那是不会成功的。”善于使用人才实际上是领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毛泽东曾说：“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也说：“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历史上就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后人曾慨叹：“不是寒溪一夜涨，哪得汉朝四百年。”领袖们的这些概括，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体验，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