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颖在《收获》发表了新作《理性之年》。小说描绘的是两个上海女人陪一个外国老头在上海度假的故事，不过这个老头虽然有五十多岁，但幽默风趣，“仍然给异性感觉”。两个女人，一个叫舒欢，是下岗人员，虽然小说没有写，我猜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风韵犹存，性格温柔典雅，有大学肄业证书；另一位叫朋朋，年轻的白领，“是一位生活作风前卫的专业人士。”外国老头叫杰克，是朋朋的客户，他来上海度假，朋朋介绍他租住她表姐舒欢的空房，杰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体会东方生活。于是就有了这三个人的故事。

    文化的差异，年龄的不同使故事所蕴含的意味丰富多彩，不过，作家把笔墨主要集中在对中年生活的反思上。小说的内容也多是从舒欢的视角呈现的。所谓理性之年就是指中年。不过这里的“理性”不是“信仰”的反义词，而是和“浪漫”相对。浪漫在小说中是指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叛，反叛生活的程式化和利益化，希望一种比较纯粹的爱情。从这个意义上，虽然舒欢是一位东方女性，但本性上，她接近包法利夫人，她年轻的时候毅然抛开相恋了三年的男友，抛开学业以及家庭去追求离开上海到深圳去的一个恋人，而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离开了上海，给了她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到了中年，生活变了，丈夫忙事业，她作为母亲则忙儿子，而且都是“理性”的，更确切地说，是理智的。在这种“理智”的忙乱中，浪漫悄悄地消失了。但是，浪漫从生活中消失了，却并没有从她内心中消失，这使得生活变得很微妙。

    在没有浪漫机会的时候，——大多时候是这样的——就不时地生出失落感。一旦有了机会，就会蠢蠢欲动。但动又能怎样？浪漫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而“理性”的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这种力量对舒欢来说不仅是改变了她的丈夫，而且也侵入了她自己的思想。小说很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这种尴尬处境和在这种处境下的心理变化。比如当朋朋提醒舒欢不要被杰克的花言巧语迷住时，舒欢会很正色地宣布“一个家庭不是说散就能散”；而当朋朋对杰克说舒欢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时，她又很生气，说朋朋不应该美化她的生活。这样的心境既是不安的又是无力的，所以只能在幻觉中实现自己：当杰克和着“红太阳”的旋律唱出费加罗的咏叹调时，她感到了一种极端的不和谐充满了某种奇异的力量……于是“舒欢已经忘乎所以地踢开拖鞋，跳起了‘忠’字舞，童年的舞蹈，仍然完整地保留在身体的记忆中，她的手臂和腿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旋律抬起来……她简直是在幻觉中看着自己舞蹈。”

    这是杰克带给她的真正的礼物，一次忘我的无拘无束的舞蹈，实际上也是她所能接受的极致。这种尴尬和挣扎，唐颖写得十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