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在改革开放刚开步之际创立，主持人又是几位一贯提倡改革开放的前辈，所以刊物从一开始就努力提倡引进域外新知。我记得，一开始，最积极从事其事并且带领吾辈开发的是副主编冯亦代老先生。冯老精通英文，海外朋友又多，他组来的第一个海外作者是董鼎山先生。由鼎山先生的作品，我们开始同美国文坛打破隔阂。更神的是，董先生原来就是大陆文化界出身的，所以说起美国文化，都有一个中国的底子，读来特别亲切。
    由董鼎山而发展到严亢泰先生的英伦通讯。那是扬之水女士的熟人，写来的英伦通讯也是普遍叫好。
    如是若干年，英美发展得可以了，于是我们常挂记一个东邻——日本。
    中国文化人关心日本文化是天然的事，可我们却找不到在日本的“董鼎山”，大是憾事。
    到《读书》创刊十来年后，这个愿望终算满足：总算找到了李长声先生。
    长声先生当时大概还在国内工作，但因浸染日本文化多年，写来已颇出色。不久他东渡赴日，越写越出色。这出色，一方面由于他在日本从事出版行业的工作，较诸单纯的研究者了解更多情况。更主要的是，他有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底。令我们当年想像不到的是，他浸淫于中国的诗文化已久，本身就是一个写中国旧诗的诗人。这一来，他写的绍介日本文化的文章，大有在《读书》的海外通讯中进居首列之慨。《读书》杂志单我在位的那些年，就大概发了三十来篇吧。
    我当年曾有狂想：如此奇才，久居东瀛，应当是我们出版人努力开发的对象。那时曾想请他编丛书、出刊物，妄图请他帮助我们在日本文化的宝地上，照老上海的说法去“做足输赢”。可惜不久后我退出出版舞台，一切无从谈起。以后同长声先生的交往，就只能在饭桌上了。
    长声先生善诗。他同我写信，常引自己的旧赋新作。我没有扬之水的文才，既不能唱和，乃至不能读得懂其中奥义。只记得当我赋退之时，他引用自己一旧作说：
    龙年竞舸日，遭踬渡扶桑。
    禅定似初人，童心未尽亡。
    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
    十年归棹后，知非一梦长。
    我当时虽然年过花甲，但读到“禅定似初人，童心未尽亡”，不禁大呼知己。只是这以后多少年来我实在老朽了，丝毫无能力“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了。
    但我，仍然密切注视着李长声兄的成就，直到现在。

                                              二○○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