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纵观历史，确有一些极其重要、最初为局部发生的事件一点点扩散至广大的区域，造成深刻而重大的变化。这样的例子有人类首次使用石器、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养，以及最早的农业技术。
    最偶然的技术在投入应用之后，经常造成永久性的变革，为人类社会更好地管理自身提供了新的手段。而创新的整个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引起变革和提供新手段的方式。石制的狩猎工具把人群分为两类，一类负责打猎捕食，另一类则留守于洞穴，备饭做菜、生儿育女、制造打猎工具。斧头不仅是狩猎成功的必要条件，它还造就了第一批领袖人物(以及直至今天人类还遵从的自上而下的统驭格局)。最早出现的书写，将生存必需的消费资料(如谷物或稻米)分门别类，为组织消费资料的供应和分配提供了条件，为制定出保障供应分配程序、惩戒违法者的法律法规提供了条件。进而，识句读、知书写又将社会权力赋予了负责维护这个供应与分配体系的少数人。
    由于没有足量的技术传播四方，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北部以及中国，大多数人目不识丁，被排斥在上述的统驭结构之外，从而遵照一种“稀缺文化”(culture of scarcity)生活着。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现代。在这种文化里，由于技术短缺，只有个别人有条件获得工具，有条件开展对于某个社群的生存和辉煌至关重要的实践活动。早期，这些重要实践都是运用该社群拥有的也许是最强大的工具实施的，比如，萨满教祭司用来控制或预测事件的神秘器物。这些器物包括神器，用来画壁画的颜料，还有雕成各种形态的石头和鹿角(以具有32000年历史的蒙高迪石柱为例，那上面常刻着月亮的盈亏变化，还刻着不同季节出现的植物和动物，萨满的祭司凭这些预告春天到来这样的大事)。
    在一种稀缺文化里，稀缺技术(scarce technology)的产物(不管是石器、泥板文书，还是后来的冶金、纺织，再后来的表达手段、行政管理、产品的标准化，以及最后的科学发现等等)，每样产物都生成了各种各样的结构和规程，继而这些结构和规程设定了一个个大家都接受和遵从的标准和样板。从这个角度看，从人类首次制造石器、确定了外出打猎和在家做饭的劳动分工那个时间起，科技就深刻地影响着所有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行为。文字的出现为第一批新石器时代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中国的船尾方向舵在中世纪传到西方，再配上埃及人造的能逆风航行的三角帆，让世界走进了殖民时代；16世纪欧洲的印刷机使用本地文字成百上千份地印制官方文件，摆脱了拉丁文手抄本，催生出民族国家。
    纵观历史，一小部分掌握工具的特权者能够按照目不识丁的大众无法获得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才华。物以稀为贵，由于技术匮乏，这一小部分人一出现就负载了稀有的价值。经过一段时间，这部分掌握技术的人最终被认定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他们在某个方面不同于一般人，或者高于一般人。今天，我们把这些人——米开朗基罗、牛顿、孔子、亚里士多德、巴赫等——视为人中龙凤，是天才，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历史上，这样的天才社会只能供养很少一批。那个时代的人群里究竟还藏有多少“龙凤”，我们无从知道，因为其他可为龙凤者没有机会表现才华，故而永世默默无闻。
    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将给这种稀缺文化划上句号，因为它要彻底改变谁有条件使用表达工具和一切研究成果的状况。科技专业化改变着全球社会；这种改变在不断加快，而全球社会的互依性也在不断加强。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我们就有必要考虑运用信息技术设立一种新的教育资质——称为“通才”，不知当否？通才的任务就是运用知识绘图(knowledge-mapping)等技术[读者可以访问www.k-web.org，看看笔者的知识绘图(尚在构建中)]，结合数据挖掘，对不同层次发生的变化取得一种综合性、总括性的认识，既看总趋向，又看具体学科，从而时时提醒全社会对需要扶持、调理或阻止哪些研发活动作出抉择。
    要让一般百姓参与这些事情，首要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利用新技术来教育广大民众，人越多越好，动作越快越好：譬如用远程教学、虚拟课堂、虚拟教师等技术，提供无限可用信息资源等等。这样的教育过程也需要用一种联系性更强的眼光来看待知识，要让学习者知道，如笔者前面所说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联系。这种眼光不同于传统认识，即还原论的观点；还原论总是把事物分门别类，归到一个个专业科目里(如历史学、数学、植物学等)。
    全球经济会快速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事件都不是孑然孤立的，都会彼此产生影响(不妨想想近期的例子：几家美国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何以在2008年迅速引发世界范围的信贷危机)；所以，不久的将来，要管理越来越复杂的全球经济，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思维，习惯于联系地看问题。这应该不太困难，因为人的大脑就是这么转的。一个信号在人类缜密联络的大脑里传送可以走很多条路线，比已知宇宙中的原子数量还多，所以人类完全有能力把握复杂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