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言还有论述的必要。这种书面语存在至少三千年了,它的优点在于端庄文雅。传世的文言文几乎都是“思无邪”的,尤其是儒家文章,符合明道、传道的传统,历代都不允许淫思邪念和粗辞鄙语进入它的语用系统。其次是简洁精炼,妥帖适宜、字无可删、句无可削是它的行文标准。其三,它是汉字运用的典范。汉字是单音节的音意文字,在同音字众多,声调不一的语言环境中,汉字的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文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探讨文言文对白话文的作用是饶有启发的。当年斥文言倡白话的风云人物,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哪个没受过文言的熏陶?文言给了他们厚实的文字功夫,所以一旦改写白话(注意:他们可没上过新式语文课),个个都是圣手。毛泽东、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也是这样,他们自幼饱读经史,改写白话,无论政论、散文、诗歌都能盛行当世,垂范后昆。凡从文言这条路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如钱钟书、吕叔湘等人,他们厚实的基础也离不开文言的底子。这足以说明,文言能使白话的表达更简练、更贴切、更精致、更丰富。朱德熙先生曾感叹上世纪50年代后培养的学生“窄”和“漏”,我猜想这与文言的失势失尊不无关系。时下,母语使用的环境很为严峻。传统文化的背景已完全隐去,一些浅显的文言词语已难倒了许多学人;各种粗俗鄙陋的话语堂而皇之地流行于世。大部分人字写得七扭八歪,错别字连篇,孩子造句闹出“我的童年很性福”的笑话,高中生写出“腊炬成灰泪屎干”的尴尬,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每况愈下。新一波的语言文字混乱现象正向我们涌来,而且是大范围的、空前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彻底改变语文的生存状态。 |